新政府需要跨部门、有格局的政策研究组

行政会议周二（17日）通过政府架构重组方案，新政府将由目前三司十三局扩大至三司、三副司长、十五局，预期将为政府增加每年9500万的薪酬开支。早前有消息指李家超政府将重设遭林郑月娥取消的中央政策组，惟目前已获行政会议通过的架构方案则未有包括在内。

特首当选人李家超被问及中央政策组的安排时，表示倾向“建立一些做政策的设置”，但最终会以怎样的形式成立，仍有待组班后再积极研究和决定。他指出现时各个政策局都分开地进行政策研究，期望未来的政策研究的工作都会“集中在政府以外做，能吸纳多一点观点和角度”。而其中一个他认为值得加强的范畴，就包括目前千变万化的国际形势。

政策研究大脑角色不能忽视

目前新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门未有定案，李家超形容未来的政策研究可在“政府以外做”，令人担心或会忽略了政策研究在政府施政、决策时所能够扮演的角色。政府内部若设置类似中央政策组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便利公共政策的思考和制定。政策研究部门作为政府的大脑，能在日常的政府运作以外独立思考，分析施政上有甚么短板，提出策略性的应变方法。港督卫奕信在1989年成立中央政策组，并由政治经济学者顾汝德出任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后，中央政策组便一直发挥政府内部智囊的角色，研究和分析政策，就一些公共政策以至管治问题建立政府内部的看法。

港大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卜约翰认为，新政府应重设类似架构，不应只依赖智库或专家做政策研究，因而失去长远政策规划的研究能力。例如近日各个专家都对疫情发展作分析研究和评论，如果政府没有自己的政策研究组，在某些政策范畴就容易被专家、既得利益集团牵着走，甚至难以形成扎实、能抵得着挑战的政府看法，可见类似中央政策组的设置在政府架构也很关键。

国际研究是特区政府的弱项

不过，设立政策研究部门是一回事，设立怎样的部门却也是学问。不论是中央政策组，抑或由现届特首改组成立的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大部份的功能都只是回应政府内部在日常公共政策的研究需要。在2017年前，中央政策组亦一直维持着从事政策研究、编写每年的施政报告、了解分析社情民意以至鼓励社会就公共政策作讨论的关键角色。甚至目前已改组的创新办更已转变成由政务官转任的部门机构，不但失去为香港形势发展、民情分析作主动研究的能力，其定位亦被一些立法会议员批评“开倒车”，只余下提供秘书处支援服务、统筹跨局政策以及管理公共政策研究资助计划等等角色。政府实际上就有必要重新建立出内部具公共政策研究能力、国际视野、形势研判的智囊机构。

另外，正如李家超提出来届政府应吸纳更多与国际形势相关的研究分析，其实亦道出了以往研究组的不足。特别是从《港区国安法》推行和落实以来，欧美国家便打了不少制裁牌，这些措施少不免都曾影响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例如去年年初，由特区政府成立并在香港股票市场交易的盈富基金就一度因为美国的制裁力而需暂停投资部份国有企业。但政府内部却因为缺乏相关经验和背景的人才，因而导致港府都在涉外关系的问题上处处受制于外国政府的措施。

新政府要明白，有一些事不应假手于人，尤其政策研究、形势研判等往往都是涉及大量政府内部资讯。来届政府值得三思架构应如何布局摆位，完善特区的管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