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撤换失职行会成员可取　政府勿再靠政党“箍票”

《逃犯条例》修例失败，协助特首制订政策及作出决策的行政会议责无旁贷，尤其是行会内的政党成员，未能及时发挥反映民意的作用以制衡政府，反而沦为政府一意孤行推动修例的帮凶。撤换失职的行会成员理所当然，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和政党切勿使行会沦为“箍票”场所。

现时的行政会议分为官守成员和非官守成员，后者主要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商界代表和社会贤达，二是建制政党代表，现时包括民建联、新民党、自由党、经民联和工联会。当中，叶刘淑仪、张宇人、林健锋、刘业强、廖长江和张国钧身兼立法会议员。

在香港，法例订明行政长官不能有政党背景，故行政会议及问责制，纵然体制上较像总统内阁制，但又渗入议会代表，以助形成执政联盟。林郑月娥在就任特首之初表示，一方面否定“箍票”一说，认为双料议员“是其是，非其非”，“将立法会的意见带入行会”，但另一方面，又期望双料议员“向社会解说决策，以期在立法会顺利通过”。她的理想情境是，议案在行政会议讨论后，已经统合社会多数意见。

现实是，行政会议挥不走“箍票”场所的角色。以《逃犯条例》修订为例，行政会议在3月底剔除九项移交罪类，又提高申请引渡的门槛， 但剔除的罪类明显有利商界，对法律界以至普罗市民针对修例提出的种种忧虑却置若罔闻，惹起公愤。

在“6．9”大游行后，包括政党代表的全体非官守成员仍然支持恢复二读草案。本周一（8日），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更自爆，自由党在游行当天后发出支持修例的声明，是张宇人拉拢两名立法会议员党友后发出的，并非得到党内共识。

显而易见，政府当时相信，在行政会议摆平党派纷争，就可忽视反对阵营和民间反对，通过议案。那些双料议员只看重所属界别和选民利益，错估民情，无疑失职。

大错已成，一定要追究责任，撤换行会内政党成员是最直接的做法。不过，政党没有管治实权，实权握在问责官员，若然只有政党成员问责，实不公允，加深建制派“有辱无荣”之感，伤害政府和建制派的关系，因此，倘特首以此方式为行会换血，亦需要一并撤换与修例直接相关的问责官员。

更重要的是，正如林郑本周二提及，行会是政府最重要的咨询架构，成员要尽职担当顾问角色，这意味政府必须重订行政与立法关系。行政会议不能是“箍票”机器，不能强求政党捆绑投票，否则容易造成对政策认同度的假象。

有三个选择放在政府面前：一、加入反对党派代表；二、取消政党代表；三、保留建制阵营部分，但规定非立法会议员担任。

就选择一而言，这可增加民意代表性，但短期内难以落实。反对阵营与政府及建制派几无互信，政治经济立场南辕北辙，难以期望入局。

就选择二而言，外界不会再猜度政府藉行会“箍票”。政府重要决策就集中在官守议员及少数非官守社会贤达，游说工作就集中回到立法会。

就选择三而言，政府可以保留管治联盟关系，但议案的游说工作，就要通过行政会议的非立法会代表代劳。政党的行政会议和立法会代表固然要调和意见，但万一政府在行政会议提出伤害社会的议案和决策，立法会议员可以有更大自主地位否决之，减少角色冲突。

改组行政会议，不能再拖。上述三个抉择各有利弊，且受现实政治格局限制，但相信怎样也较现况理想。管治联盟的目标必须是也是有益于香港整体福祉，为“箍票”而结合，只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