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该问鼎“反人权大国”　活在极权国度可有多糟？

论及波斯湾国家沙特阿拉伯，除了丰富的石油蕴藏量，更有血迹斑斑的人权状况。去年十月异见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肢解后，世界重新聚焦在沙特的人权议题，联合国更发表详细报告，将矛盾直指该国王储。惟诸国领导人对利雅德的人权状况仍相当“友善”，加上新闻周期之快，只怕卡舒吉和其他受害者的公义或会石沉大海。

在沙特当记者　可能比从军更危险

去年十月至今，卡舒吉的无妄之灾不但未能沉冤得雪，其公义平反的过程更受大国政治左右。其实，联合国日前（19日）就发表了长达100页的调查报告，指明沙特应为卡舒吉的“法外处决”负责，并在结尾指出有“可信证据”指向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涉案，故理应接受调查。既然残杀记者是为国家行为，那为何国际社会仍能姑息养奸，不对沙特采用“极限施压”？

要国际社会对沙特的恶行作出回应，必须动用安理会的制裁权力，否则上述引述的调查报告，说穿了就跟口头谴责的威力不遑多让。可是，安理会的制度设计仍离不开大国政治的思维，美国的阻力更是问罪兴师的一大阻力。华盛顿作为联合国的奠基者，本应可借着安理会的权力，消弭国际事务上的丛林法则，以保障人权。奈何现时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仍按照自身利益所求，要不是口里说着人道主义来包装外交政策，就是带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旁观事势发展。若联合国真是按其设立原意运作，相信卡舒吉的未婚妻Hatice Cengiz也不用四出奔走、游说，望国际舆论继续施压，迫令伪善国家有所作为。

卡舒吉原为沙特阿拉伯新闻工作者，曾因叙利亚内战的地缘政治考量，公开表示沙特不该过分期望特朗普对该国的帮助，奈何事后却收到“温馨提示”，担心他的言论可会影响到王室与美方的对话；后来在卡塔尔断交风波中，沙特媒体陷入战狼式好斗状态，几乎所有沉默、不归边的传媒人被指控为叛徒，终令卡舒吉避走美国。换句话，当局下令将远走美国的卡舒吉禁声，不但连“国家安全”的陈腔滥调也未用上，而是在没有控罪下，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把他非法谋杀、肢解和弃尸。

卡舒吉案并非沙特打压传媒的孤例。如同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指出，当局“对沙特记者密切监视⋯⋯尽管穆罕默德谈及改革，但自被任命为王储，他就一直加重镇压异见分子。自2017年初以来，被拘留的记者增加两倍，多数人都是被任意拘留，或在牢中遭受酷刑⋯⋯发表批评或分析政治问题的记者，常被当局控以恐怖主义、网络犯罪、亵渎宗教、伤害民族团结”等“莫须有”罪名。故在无国界记者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沙特跟吉布提、苏丹、厄立特里亚等国家敬陪末席，也是可以理解的。

践踏人权　连未成年示威者也不放过

更重要的是，沙特践踏人权的暴行，不只是发生在新闻界。2014年9月，当时年仅13岁的Murtaja Qureiris因参与反政府抗议，被当局控以持械和加入恐怖组织之罪，判刑12年，及后更有消息传出利雅德有意对他执行死刑，惹起国际公愤，迫得一名官员须以匿名身分对外“澄清”（惟沙特亦曾处死“犯罪时”未成年的人）。

再者，沙特打压境内什叶派少数族群，同是主流传媒较少提及的议题。月前，37名什叶派国民因使用爆炸品、与“敌方组织”合作等罪名，被沙特当局处以极刑，惟法庭外泄的文件却显示，部分被处决的男子活到最后一口气前，仍坚守他们是清白无罪，只是被屈打成招。更可怕的是，其中一名男子在被处决后更被钉在十字架示众，以儆效尤。国际社会不敢疑问，难道我们仍活在罗马共和国把起义奴隶钉在阿庇亚大道的年代吗？

在女性权利方面，尽管穆罕默德掌权后承诺改革，逐步允许女性单独驾驶和入场观看体育比赛，但该国的男性监护人制度仍是对实现基本人权的一座大山。基本上，任何踏出家门的活动，沙特的女性都要父亲、兄长、丈夫或儿子首肯，就连入学、就业、旅行或结婚也无一例外。这些对女性行动的限制，不只阻碍社会追求男女平权，更是侵犯身为人类应有的基本行动自由，惟国际社会对此极权国度仍是“有心无力”。

1945年以来，西方社会信誓旦旦，望以联合国之力加强国际治理，捍卫人权。纵然保障人权的基本责任在主权国家，但国际社会有能力、有条件透过外交施压、经济制裁等方式，推动其他国家尊重人权。惟半世纪以来，有多不胜数的例子证明西方的“人权论”只是顺手沾来的门面话，用以开脱在争名逐利时的不公之为。过去，西方传媒对古巴、朝鲜、伊朗、俄罗斯、尼加拉瓜等国的反人权罪行大做文章，口诛笔伐，却对沙特、埃及、以色列、阿联犹、巴林等国家暴力避重就轻，小骂当帮忙，非以同一原则来判定是非。既然人权是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又有谁能接受一个将记者肢解后，却扮作若无其事的国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