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金融独裁者是如何炼成（上）？
二次大战后，各国重新反思和逐渐接纳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政治上，领袖们自愿放下部分国家主权促成联合国成立；经济上，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下称《协定》）不单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IMF）与国际复兴暨开发银行（IBRD）诞生，也同使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角。即便过去大半世纪区域动乱和经济危机屡有发生，当前以自由主义为本的国际政经秩序，可说是承袭于战后所订立的全球治理蓝图。
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令不少人以为上述的国际秩序是“历史的终结”，亦即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但此并非事实。反而，随着中国和俄罗斯重新走进世界舞台，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美国的相对国力在后冷战时期不升反跌，政治影响力亦难独步天下，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却从未被撼动，由大宗商品买卖到国际金融交易清算，从索马里海盗到伊朗的黑市货币交易，无一不是以美元计价、结算。尽管美元充当通用货币的功能，可大大减低经贸所耗的交易费用，惟此亦不能忽视美元向全球“出口”经济问题的面向，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更将无锚货币的缺点表露无遗，实须重新评定美元的地位。
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元霸权之始
虽说《协定》是在二战尾声议定，但其原意是要防止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纳粹上台的经济环境。1929年，华尔街股市闪崩不但引发国内大衰退，其中不少由美国借予德国作战后重建和赔偿的资金更大举班师回潮，不仅将德国原有的复苏势头打断，更将经济推向崩溃边缘，令纳粹党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有机可乘，成为民众在困境的信仰。同时，各国重新采用各种贸易保护政策和外汇管制，使得环球经济雪上加霜，间接引发世界大战。
1944年，44国代表团齐集美国新罕布希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共商战后重建问题，以及如何筑建一套有效的国际货币与金融秩序。当年美国财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认为，要避免30年代的战前环境再度重演，“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对维持经济稳定是不可或缺，而经济稳定又对维持政治稳定是不可或缺，因此布雷顿森林是跨出国际经济合作的第一步⋯⋯”。 会议不但促成了IMF与IBRD的成立，以及两者在战后重建的融资角色，即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应付周转；后者则提供中长期信贷，支持成员国经济复苏。
当然，协定不会明言美元日后的支配地位和影响，而是创造出有利的条件来达致战略目标。《协定》所强调的外汇、资本、贸易自由化，实为确立美元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工具。当时以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为首的经济学家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全球中央银行（清算联盟），并以30种具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新国际储备货币，惟建议并未得到采纳。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的建议，即以美元取代bancor的功能，而非创造出一种新货币来处理国际交易。是以，最后《协定》不但取消了经常帐户交易的外汇管制，更决定以固定汇率的方式，使美元与黄金挂勾，同时也让成员国的货币和美元挂勾，实行可调控的固定汇率制度（约为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来支撑世界黄金产量不足下，国际金融体系在战后重建所须，且不断增长的货币流量。
“特里芬两难”与“无锚货币”的兴起
可是，《协定》中美元的地位不久便受到质疑。虽然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不单需要保证美元按照官价兑换黄金，也要提供足够的美元作为国际清偿，维持《协定》成员国对美元的信心。1947年，欧洲诸国受国际收支逆差困扰，导致美元和黄金储备迅速枯竭，而美国意识到逆差对《协定》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在1948年提出了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向欧洲提供130亿美元的融资，以确保欧洲国家能继续进口美国商品，但同时亦为“美元危机”埋下伏笔。
上世纪五十年代伊始，多国经济渐见复苏，欧洲的领袖亦开始反思固定汇率的利弊。由于实行《协定》的国家难以透过货币贬值刺激制造业，增加出口货物的竞争力，不少国家开始利用美元储备，向美国换取较保值的黄金，令该国的黄金储备渐见流失。从IMF的资料显示，1966年时，外国中央银行和政府总共持有逾140亿美元，而美国则拥有132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惟当中仅有32亿美元可用来支付外国的美元储备（其他用以支撑国内流通的美元）。换句话，只要各政府和央行同时对兑约1/4的美元储备，美国已经难以履行上述的义务。
1965年，法国时任财长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曾用“高昂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形容美元的地位。大意即是美元不单是美国的交易媒介，也是全球储备和清算货币。但问题是，一张面值100美元的货币，实际是以极低廉的成本“创造”，却可在全球购买价值100美元的商品。由于美国是以美元来支付入口货品，这变相是一种近乎零成本的“免息借贷”，用以提振美国的经济发展，怪不得德斯坦会对表示异议。
然而，《协定》的根本缺憾——“特里芬两难”（Triffin Dilemma），其实早在1961年已由经济学者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他总结出美元同时作为一国货币，以及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矛盾：如果美国纠正其国际收支逆差，以稳定美元和金价，国际对美元的需求将会供不应求；反之，若美国撒手不管逆差，虽然可补足国际对美元的需求，但以此积累的海外美元资产势必远超美国的黄金储备，使美国难以履行兑换的责任。这种两难的局面，终于在1971年迫使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Richard Nixon）将美元贬值，并且停止美元对兑黄金的安排。《协定》终如特里芬预言，迟早走进坟墓。
“尼克逊震荡”（Nixon Shock）使美元成为了“无锚货币”，不再与黄金挂勾，虽说摆平了黄金存量不足的窘境，却衍生了其他金融危险。在后布雷顿时代，国际金融秩序有三大特色：一是美元不再跟黄金挂勾，摒弃了金本位制度；二是美元与他国货币的汇率不再采用固定制，改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即当局可按经济需要干预外汇市场）；三是美元依旧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基准，即使《协定》已成过去，却无其他方案可供替代，美元的龙头地位难以动摇。可是，由于过去半世纪美元的发行量已不须与各国经济规模同步，美联储的印钞量犹如脱缰野马，这不但扩大了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体系之缺陷，也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播下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