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金融独裁者是如何炼成（下）？

毫无疑问，《布雷顿森林协定》（下称《协定》）为两次大战时期混乱的国际经贸秩序划上了句号，解决了二战后各国重建所需的融资安排，使欧洲可从废墟中浴火重生。不过，美元在《协定》的地位，即主权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其内在矛盾亦使《协定》经不起考验，特别是美国并无足够黄金来支撑美元在境内外的流通量，使《协定》终在1971年寿终正寝。
可是，如同《协定》一样，虽然“尼克逊震荡”解决了当下的困境，但以创造另一危机作结。由于《协定》奠定了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秩序，各国提不出其他可行方案，故70年代开始，所谓的国际储备货币已是一纸“信任凭据”，信赖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而非黄金作抵押品的金本位制度。结果，废黜《协定》不但没有使美元被边缘化，反而更将其重要性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令美国可在有意无意间，将国内的经济问题透过美元“出口”他国。是以，2008年金融海啸后，越来越多声音支持采用凯恩斯所提的“Bancor”。

无法想像的金融危机　全球央行变成联储局“离岸分行”

“2008年9月和10月的金融危机，是继经济大萧条后全球历史最严重的”，前联储局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如是说。然而，不论用“金融危机”、“次按危机”或是“金融海啸”，其实都难以确切描述事态的严重性。表面上，2008年的危机始于美国的房产泡沫爆破，继而引发次级按揭危机，令投资者对按揭证劵的价值失去信心，争先恐后地抛售，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由于不少大型金融机构持有大量房产按揭相关的衍生产品，使次按危机得以迅速扩散，最终祸及全球。事后，虽然不少人都如梦初醒，支持各国政府对过度使用杠杆的金融机构加强监管，惟此忽视了危机的另一面向——为何一场次按危机可引发伯南克口中的“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自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取代金本位制度后，全球的经济活动不但没有因此断裂，反而更演化成环环相扣的金融系统。 例如，早在2007年金融海啸仍在酝酿时，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已因美国证券市场极为波动，冻结了旗下三只投资基金。值得重提的是，后续欧洲首家“大到不能倒”的英国北石银行（Northern Rock），其实并非因为押注次按衍生产品而周转不灵，而是因为上述BNP的公告，打断了银行的融资途径，需要英国政府出手救亡。当全球投资者判定潜在风险在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体系难以估算，恐慌情绪应运而生，“黑天鹅事件”终在2008年初变成事实。

讽刺的是，尽管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但仍未吓怕环球投资者，反而事后更壮大了美元的国际地位。直至2008年10月，全球股票市值大跌45％、银行的融资贷款几乎枯竭、大宗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全球资金四出寻找避风港，唯独美元一枝独秀。同年八月至十月期间，美元兑一篮子货币的涨幅更高达15.5％，实在难以想像危机是在美国爆发。不过在危机愈演愈烈之际，各国资金加速外流，美元的需求亦水涨船高。然而，由于全球对美元的需求甚大，单靠华尔街的力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却提出了一项机制——流动性互换（Liquidity Swap），为各国央行提供美元融资。

流动性互换是两家央行（上述例子即是联储局和外国央行）之间的合约。当外国央行面对美元的紧张需求时，联储局可根据既定的市场汇率，与外国央行互换同等价值货币（带有利息），以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

尽管流动性互换是央行之间的技术安排，但它却标志着全球金融体系的根本转向。自计划在2007年底推出，一年后年后，单计欧洲央行的合约已高达2.5万亿美元，使互换合约成为联储局资产负债表的最大单项。诚如哥伦比亚大学的Adam Tooze所言，实际上各国央行目前已成为联储局的离岸部门，而金融海啸不但没有使美元被大幅抛售，反而更成了应对危机的“终极手段”，强化了联储局和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换句话，即使美国在2008年底至翌年初，该国每月多达80万人加入失业大军，美国亦可算是危机的“最大赢家”。

“特里芬两难”未解决　国际货币体系须改革

就像现在一样，当世界某处的金融市场发生波动时，投资者都会一如既往，调配资金涌到美国，寻求庇护，就像已忘记美元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如同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杰克．卢（Jacob "Jack" Lew）于2016年所言，我们金融体系越是惯用美元，以及跟随其外交政策，中期而言则对其他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则越大。

其实，不论是当下或是上世纪1970年代，世界早有声音要求改革。过去，有论者曾讨论欧元和人民币能否承担世界货币的功能，惟短、中期仍是难以取代美元。简单来说，欧元和人民币虽说背后有全球名列前芧的经济规模作后盾，惟前者没有中央税收和统一的财政纪律（见意大利一文）；而后者则有资本管制，使人民币未能在市场中自由兑换，故实在难以在撼动美元的霸权地位。

那么，创造一种像凯恩斯在1940年代提出的非主权货币“Bancor”又可行吗？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在金融海啸后，重提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性。他认为创造一种与主权货币脱勾，且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世界储备货币，避免主权货币必然伴随的“特里芬两难”，才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长远理想目标。理论上，不论美元、欧元或是人民币等主权货币，一国的货币政策，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经常难以同步。结果要不是放弃调节国内经济的自主政策，就是无视国际对主权货币的需求，难言做到两全其美。毕竟，过去一浪接一浪的经济危机已证明，不论是金本位制的美元或是无锚美元，特里芬两难仍然存在，亦即是储备货币的发行国不可能为世界提供流动性时，又能确保币值稳定。

由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到后金融危机年代，世界曾有不少人点出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矛盾。2008年一役不但说明了未来的经济危机将会愈演愈烈，也警示世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点。可是，过去半世纪的国际领袖大多都是目光如豆，一如“黄金危机”后摒弃金本位制度，或是金融海啸时各国央行大搞流动性互换，说穿了都是一种以注射吗啡来缓解痛楚，又会染上毒瘾的权宜之计。到底，这个跨越一世纪的千古难题，须否留待下波“金融核爆”时才能得以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