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队四面受敌　监警会应介入解围

再一次，警队在社会冲突中被推上风尖浪口；再一次，示威者与警方各执一词，互相指摘对方的不是。
日益撕裂的警民关系，已非香港所能承受。为了社会复和，当局应介入事件，考虑由监警会就6月12日的清场行动提交检讨报告；长远而言，必须完善警察投诉及监察制度。

6月12日立法会外的示威涉及暴力，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周四（6月13日）表示，当天下午三时半，警队将冲突定性为“暴动”，而当时他口称“骚乱”只是英语转换中文的问题。

暴动属严重指控　定义严谨

香港法例中的暴动罪，是殖民地政府设立、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在2016年旺角骚乱案前，已多年没有使用。比起较常见的非法集结罪，暴动罪的刑期亦严重得多，最高可判监10年。根据旺角骚乱案的定义，参与暴动的人必须是威胁或故意使用暴力，令社会安宁实质上受到破坏。

回看6月12日下午的情况，当时示威者搬动铁马、向警方抛掷杂物等，试图突破防线及闯进立法会示威区。此等冲击是否仍然是示威或非法集结，抑或已经到了暴动的程度？这非任何人能简单下判断，须以事论事，以当时的影片、照片、供词等来判断。而警方已经展开行动，四出搜证和拘捕多名示威者，更以暴动罪起诉部分人。

各界批评警方过度武力

但众所周知，在冲突中不只一方用了暴力，执勤的警务人员亦使用了武力。除了处长卢伟聪公布的150枚催泪弹、20发布袋弹等，大量新闻画面及网上片段可见，警方多次平射示威者，甚至殴打没有攻击警方的示威者。凡此种种，在社会上引来极大争议，而且争议声不只来自示威者或网民，还包括其他专业组织。例如大律师公会发声明表示，“警方似乎已远超其行使维持公共秩序的合法权力”；30名法律界选委亦促请警方调查清场行动是否过度使用武力。

警方武力的三个制度问题

警方在冲突中涉嫌滥用武力的争议并非首次出现，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便发生恶名昭彰的“七警案”。这个现象一再发生，可见这并非个别警员的问题，而是制度上出了问题。

第一，《警察通例》第29章规范武力使用，但指引现时并不公开，令市民难以考究警方使用武力时是否恰如其分；速龙小队的制服更没有警员编号，无从投诉。第二，投诉警察课属于“警察查警察”的制度设计，连警司朱经纬以警棍殴打途人这种证据确凿的案件，投诉课也判断为“未能完全证明属实”，公信力尽失。第三，负责监察警察投诉课的监警会，只能审核警方的报告，若不接纳可要求警方重新调查，但它本身没有调查权，实属“无牙老虎”。

示威者及警方俱不利

此等制度，衍生三个问题。首先，示威者有如投诉无门；即使投诉，他们亦没有如警方般的搜证和调查能力，根本难以成功。其次，示威者觉得投诉无门，于是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寻求公义”，包括在网上“起底”，令警民撕裂由冲突现场延续到网上世界。第三，如果警员相信殴打示威者、滥用武力后，也未必会有后果的话，他们执法清场时，或会较少克制和顾忌。

特别是第三点，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必须清楚。这不是他作为“一哥”，自上而下地训示前线警员“保持克制”，就能够有效。警员会否克制，涉及的是制度和结构原因，这可谓管理学的入门课。

事到如今，网上已疯传警方执法惹争议的画面，令警员四面受敌，甚至有市民打电话上电台表示，警员家人被杯葛。故此，不只是为了回应示威者的诉求，也是为了还原真相、让警员不再受到狙击，当局实应介入事件。其中一个可考虑的是，在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的同意下，让监警会就6月12日的清场行动，展开全面的检讨，并向政府提交报告。检讨报告的方式相对温和，以展望为主，改善警方在大型冲突中的执法质素；若有严重违规，亦可跟进处理。这样既能平息民怨，亦可为警队重拾公信力，为警察解围，对各方都有好处。

长远而言，政府必须完善警察投诉及监察制度，让监警会有调查权力，成为真正能够制衡警权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