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从教科书内容　回顾及反思香港的中史科教育

意大利史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意思是历史永远都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参照，个别的历史事件只有和当前的视野重合，才会被人理解。放在中学历史教育当中，课本对于史事的叙述，也往往反映当代人对于史事诠释的视野。因此每逢一些重大的历史纪念日，当各界纷纷“回顾”及“反思”之际，其实回顾的并不只是局限于历史事件本身，更是在不断反思过去对于史事的诠释和理解，在当代是否还有值得更新之处。

最近适逢“五四”一百周年，但什么是“五四”呢？对港人来说，我们可能立刻联想到“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也可能联想到“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将这些理解放在当年的历史大变局当中，中国人从右到左、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探索国家新道路的气魄底下，都难免显得狭隘，甚至以偏概全。
 
这种狭隘的视野，不能全然怪罪于一般人“不读历史”，因为如果不是对研读历史有个人偏好，市民对历史的记忆就十分取决于教科书中的叙述，其叙述也就决定一整个世代的人，对于某项史事的“诠释和理解”，甚至内化成为人们判断事事物物的价值观。以“五四”为例，根据本地学者陈学然的研究，香港回归以前中史课本（如1962年版《英文中学中国历史》）主要描述的是一场政治层面的反日自救运动，所谓“五四”精神不外乎就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八字，但关于时代意义和精神价值等，则全部欠奉。

殖民统治与文化保守主义　同塑港人中史教育框架
 
面对此情况，一般容易被解读为教科书沾染上殖民地色彩。历史上，五四运动最终由文化启蒙转向社会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刺激下，五四代表人物如陈独秀和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而激进主义、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都成为中共建党和五四精神共享的价值。对殖民地政府来说，不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站在管治稳定的角度，这部分的叙述自然是可免则免。
 
但如果说殖民地政府过份介入、主导甚至扭曲了教科书的叙述，也不尽然。根据成立于1972年的香港课程发展委员会在1982年颁布的《中学课程纲要》，大致上只提供了编写框架，例如要求将“鸦片战争”描述为“道光以后，先有鸦片战争，继有英法联军之役，国权丧失，日渐加剧”，但事件如何定性、评价及有甚么思想教育主题，则没有交代。根据一位当时曾参与的教科书编辑指出，“《纲要》虽然必须依循，但《纲要》只画定了框架，内中仍有很多地方是出版商可自行决定的。”
 
早前亦有传媒访问出版香港第一本中史课本的人人书局总经理田文忠先生，他指出该课本的校订者是国学大师钱穆，而作者则是钱穆的学生孙国栋，课本的史观和写法至今仍然影响本地中史教育工作者，惟田文忠忆述出版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港英政府的干预。此外，孙国栋过去接受学者李玉梅的访问时，也表示撰写《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接触过他们，审核的建议也是围绕年份资料或地标示等技术问题。

以钱穆的性情和学术地位，断断难以想像他会为了迎合殖民地政府的统治需要而扭曲国史叙述。因此，唯一比较贴近实情的解释，可能是包括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等一批为南避“秦火”而流亡香港的学人，其文化保守主义史观巧合地契合殖民政府的统治需要，而被其因势利导加以利用。本地学者陆鸿基曾分析港英政府一个商讨中文、文学及历史教学委员会在1953年发表的报告书，指香港中史课程的重点并不在于叙述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动，而是强调认识中国文化与国际善意的意识形态，奠定了香港中史课程的价值取向。
 
对于上述这批南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学人来说，他们的学术取径或有不同，但无不带着一种“花果飘零”的忧患意识、强烈的民族文化情怀，以及儒家道统的守护者心境寄居香港。他们不满于“赤流泛滥于中国”，回首前尘往事，更痛心于五四运动催生出共产党，而将马列思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看作是侵占中国的异族思想，衍生出“亡国亡天下”的悲凉之感。他们批评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连带也批判它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可说是代表了在五四传统下“反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一脉。该批学人飘泊香港难返，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和台湾的“自由主义”等“两个五四”传统，可谓相映成趣。
 
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一定全盘否定“五四”，例如唐君毅就认为新文化运动扰乱和破坏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使青年的民族意识、追求国家自强自立的机会幻灭。这种论述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视五四运动为一场对新文化运动“不幸的政治干扰”，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可以说，香港中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某程度上正正反映了这批南来学人发扬的文化保守主义。而其史观刚好契合港英政府欲透过支持中国传统学问（如金文泰总督提倡在港大设立中文系），以冲淡由新文化及五四运动引起的近代中国民族意识，更用以抵挡省港大罢工后兴起的共产主义思想。

文化中国至今影响港人　鉴戒史观支撑中史骨架
 
殖民时期的中史教科书除了将五四运动局限于政治层面的反日自救运动之外，在孙国栋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当中，则将五四运动的性质定为“由一个政治运动，转变成为一个文化运动”，并不关注后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社会革命，侧重从文化层面批评它“肤浅偏激”，认为“急于主张吸收西方文化，不惜完全抛弃中国五千年的旧传统。……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一时陷入混乱状态，有些处是功不抵罪，害深于利。”
 
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文化”是国家民族的根本。根据本地学者陈淑雯一篇发表在1997年的研究，指香港课本当中，对于祖国大地的疆域概念并非采当代中国的版图，而是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采文化疆域的概念，著重描述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河流域活动的情况，同时强调土地面积是随华夏族的不断壮大而扩张，从而培养民族自豪感。这种对于国家采“文化中国”的认同模式，相信直至今天仍然影响着不少香港人。
 
至于是什么在推动历史前进呢？钱穆曾经说过，读历史，应知“治乱兴亡，人物贤奸”，这八字真言基本上已经道尽了香港中史课程的整个骨架。可能受到传统鉴戒史观、春秋笔法的影响，《纲要》强调明君任用贤相，再配合时机，便可开创盛世，反之则陷入分裂与衰亡，由此形成中国历史“治乱兴亡”的波浪型国力发展。在这过程中，人民并非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而只是将其意向作为衡量君主统治素质的指标，故真正决定历史走向“治乱兴亡”的，仍是君主。

后五四“人民”崛起　史观重塑仍须努力
 
相较同时代中国大陆的中史课程，内地则致力于“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人民”，希望论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颇具时代意义，但可惜过份强调在社会危机时期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又以“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硬套中国历史，学界早有相当多批评，此处不赘。惟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的是，历史研究工作本来就在不断演进，近年西方史学界同样重视描述普罗大众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又是否值得我们借以重新理解中史教育呢？
 
课程发展议会在去年通过的初中中国历史科修订课程大纲，较1997年课纲的其中一项突破，就是吸纳了庶民日常生活史的元素，如唐代“妇女的生活面貌”，虽然现时比例仍十分有限，但相信只要持之以恒，最终将重构中史教学的面貌。
 
最近除了“五四”之外，也恰逢“五一”劳动节，其实中国第一次正式为劳动节举行庆祝活动，正是1920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所主持，是年《新青年》亦推出“劳动节纪念号”，扉页上就有蔡元培手书的“劳工神圣”四个大字。有学者指出，其实早在1919年，“劳工神圣”观念已取代德、赛二先生成为知识界最响亮的口号。蔡元培在1918年曾发表演说，提及“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其突破意义，就在于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士”，主动将自己与农、工、商，全部重新定义为“劳工”，同属“人民”的一员，参与到历史变革当中。人们理解的历史面貌会否随着历史本身的演进而演进呢？从五四知识份子的作为与影响来看，自是肯定的；而在史观重塑上，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则仍属未竟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