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在“五四”百周年反思 港人如何救赎“占中”
即将到来的周六就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本港各界密锣紧鼓筹备纪念活动和专题演讲。就“五四”的政治、学术和文化意义作一次全盘检讨与回顾，以重新思考这场影响当时中国命运与前途的爱国主义运动和政治文化大辩论，应是各方贤达责之所在。“五四”百周年到来之际，近年香港最震撼的社会运动—“占中”亦迎来关键判决，主要发起人与活跃参与者各被定罪判刑。值此时刻，让人不禁思考，一百年后的香港，会否回过头来关注近年这一系列的街头政治运动？
乍听这一问题可能让人觉得不伦不类，毕竟“五四”与“占中”难以相提并论，两者不论在思想内涵，还是政治、社会影响方面都有天壤之别。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五四”新潮最初也是几个具民主思想的知识份子和大学教授的一家之言，回应他们的则是一帮手无寸铁、惟有热血的学生，对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毅然上街游行表达不满，抗争过程中的许多行为甚至断断称不上有多“文明”—如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其“民粹”程度较诸“占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即使是当时曾经引领风潮的“五四”名人，如陈独秀、胡适、傅斯年、蒋梦麟和蔡元培等，事后都曾反省，那场学生运动引发了大众革命元素介入政治和外交事务，虽然在某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如催生国民党改组和共产党崛起，但民粹之风开始凌驾理性思考，也令人忧虑是否会对中国社会造成不良后果。部分学者（如胡适和李泽厚）甚至认为发端于1915年前后的思想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被1919年一场偶然的学生运动打断了，即狭义的“五四”掩盖了广义的“五四”，“救亡”成为压倒“启蒙”的“变奏”。
五四占中同样民粹 深化意义须待来者
但是，也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思想启蒙的目的，难道不正正是要唤起大众觉醒，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吗？“五四”运动时的大批学生领袖，包括罗家伦、张国焘、傅斯年、邓中夏、罗隆基、闻一多、瞿秋白和周恩来，后来虽立场各异，惟为挽国家于危急存亡之际，或从政、或从学，分散到社会各个阶层“各自努力”。有些继续留在文化领域，如鲁迅等左翼知识份子积极批评政治，改造国民思想；有的试图集中精力于深层文化改造，如胡适。另一部分人则开始积极介入政治，从文化启蒙转向社会革命，如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走出文化圈子，走向社会大众，与青年学生运动、工人罢工和工商阶层等广泛社会动员结合起来，并形成一股相互配合的“民主力量”，批判军阀政权和传统文化，对社会大众进行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启蒙。
直截言之，“五四”学生运动原本并不见得有多大深刻意义，其所争取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只是单一政治事件中一项目的单纯的诉求，但上述这些“五四”知识份子和学生领袖，穷其一生透过实际行动和著述，深化和救赎了一场在历史上可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民粹学生街头游行。这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占中”时泛民从政者及其支持者普遍相信选举制度不民主是香港社会问题的症结，同样具备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街头运动常见特质。
怒火街头虽嫌冲动 背后成因却值鉴戒
简单批评运动理想主义及民粹成分的意义并不大，其原因在于任何一场足以遍布社会各阶层，甚至代表一整个世代的社会运动，即使其诉求或嫌单纯，但运动背后往往反映积弊已久的多种严峻成因，而社会运动本身虽可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或嫌幼稚，显得冲动，但民众却会利用这一偶然爆发的运动，为自己长期积压下来的怨气找到宣泄的触发点，燃点怒火、走上街头，这恰是社会精英阶层必须正视的警号。
视民粹的“五四”学生运动令“救亡”成为压倒“启蒙”的“变奏”，正正忽略了不论是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狭义的“五四”学生运动，其背后长期萦绕以至折磨当时中国知识份子心头的，是自晚清以降国家面临的“救亡图存”、社会“民穷财尽”的困局。换言之，“救亡”本来就是“启蒙”背后社会积弊已久的因由，是知识份子一直在面对的问题，仅将其视为“变奏”，无异于倒因为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加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促使知识份子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怀疑，如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对科学和工业革命成果的幻灭，都使中国舆论在思想与现实政治态度上明显地左转。
也就是说，在“救亡图存”和“民穷财尽”的现实刺激下，“五四”思想启蒙的意义不应只局限于“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样也包括左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成分，在当时形同是一场对中国前途路线的抉择和大辩论，亦构成今天学界所谓“两个五四”分歧而并存的思想传统。
回到香港，“占中”会否促使香港也展开一场针对命运前途的大辩论？现在仍然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占中”毫无疑问是香港回归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足以代表在回归后成长、整整一个世代的香港青年缩影。香港中文大学在2014年12月发布的调查，推算整场运动的参与人数约为120万人，占全香港人口的六分之一。
审理“占中”案的法官认为，相信透过占领行动能争取香港普选是“天真”的想法。但是，难道曾经参与“占中”的市民都太天真？事实上，若回顾“占中”前几年，香港社会运动已蔚然成风，它既源于社会无法解决长期以来的民生困局与经济结构失衡，也源于市民普遍认为，社会不公无法改善，是由于迟迟未能实现普选。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此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就在于不论是港英时期或者回归后，香港都身处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受制于以商界和公务员共治的环境，回归后由于大多数人将焦点集中于防御来自内地的“专政文化”，官商共治不但没有被批判，甚至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全体市民每年缴纳的税款，只豢养了一群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官商利益共同体，他们懒于改变扭曲了的资源分配格局，社会上大多数人体验不到收入的上升，经济增长成果只落入小部分人的口袋，造成民生问题积压，最终透过“占中”一次过爆发。
香港政商结构的深层次矛盾，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份子面对整个国家亟待“救亡图存”、社会“民穷财尽”的危局相比，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可能也部分解释了“五四”学生运动后中国知识份子走向激进化，甚至在日常生活层面，塑造了当时中国青年崭新的人生态度，包括激起了关心国事和“新思潮”的风气，造成书报阅读者激增，对事物也有一套新的看法，有人模仿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言行举止，在观念上也普遍倾向美化工农群众。
五四塑造青年新风 后占领港青须努力
但在香港，“占中”后的这几年明显不是这种情况。早前甚至有传媒访问一群自“雨伞运动”后愈来愈抗拒新闻的民主支持者，有人忆述以前只要一有新闻、一见到时任特首梁振英“讲嘢”，就会有情绪，会想动笔、发起网上联署，但后来发觉自己的人生永远被政权牵着鼻子走，感到情绪疲劳，慢慢选择外游散心，学会不再对新闻太认真，读读标题就算。
当然，消极、无奈、逃避问题，绝非解决困局的有效途径，也断断不是所有香港人在“占中”之后应持的态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期更多人“安静地”参与了各项影响香港未来前途的各种“大辩论”—包括土地大辩论，以至更多人对医疗、社福等议题的积极回应等。因此，对许多市民来说，他们或许厌倦了用民粹、意识形态与口号式的运动，惟同时社会亦正形成一套对改革的理性认识。
这套理性认识能够走多远，是否在一百年后仍然有提供给后人研究的价值，十分取决于当前孕育于“占中”一代的香港青年，能否如“五四”青年般，分散到社会各个阶层“各自努力”，为香港、为自己寻找出路—例如从事学术研究者，是否能够发表几篇论文、创造几套理论，解释“占中”时代的香港困局？从政者又能否从中汲取教训，积极重构共识，推动社会向前迈进？至于普遍的香港青年，又能否如“五四”青年一般，养成一套关心国事，并致力于革新自我认知的生活态度？
面对社会问题，“五四”青年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从右到左尝试了各种法子救亡图存，对自身处境进行多元批判，更参考不同思想光谱躬身力行。今天香港面对被政商结构把持的问题，我们又是否敢于全面批判许多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的价值，如“大市场、小政府”、“自由经济”和“自力更生”之属？我们无意将“占中”与“五四”等量齐观，但回望历史往往也成为当前的参照，以至砥砺前行的动力，这也许正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当下，留予香港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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