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中史科岂止为政治而存？

“身份认同”是当今香港以至世界许多地区，缠绕在人们心上的议题。“身份认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寻觅自我身份，以确定“我是谁”、“我是甚么？”的命题。若在确立“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无法寻得一个基础来思考与梳理身份的问题，很容易会落入一种“眼见何种立场对自己有好处就转换身份认同”的局面，不利人的成长以及社会的发展。
可是，中史科在国教事件后，被放置在政治敏感的位置，仿佛只要在学校教授中史，就等同于进行“洗脑”与“爱国教育”。但中史科又岂止为政治而存在呢？学习文、史、哲，其实也是学习不同的基础知识与思考方式，让人可理性反思与批判，进而回答“我是谁”、“我是什么？”的问题。由此，谁也不应借政治之名忽视学习文、史、哲的重要性。

该如何梳理“我是谁”、“我是什么”的问题？

就“我是谁”、“我是什么？”的问题，不少人现在都会回答：“我是香港人”或“我是世界公民”。可是“香港人”的定义是什么？若从血统、民族、语言来界定的香港人身份，那么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以及多重民族建构而成的华人世界中，该从何说起，又该如何厘定，实难以说清。

而单以“世界公民”来建构的身份认同，则是抹去人自身于所处的社群、地域、生活方式等因素，抽空地以一些普遍的价值与原则，如博爱、平等、人权等来体认与获得身份认同，不但忽略了生活中具体复杂肌理，更是忽略了历史因素堆叠而成的国际社会情况。

可是，在“认同”的过程中，就如学者William Connilly所言：“认同，若要成其为认同，必须需求差别，认同为了确立一己之存在，往往把差别转化为‘异己’（the otherness）。”例如现时不少青年在看到父母或上司每天没有热情却又花上十多个小时工作，纯粹只为薪金及生活的安稳，这些青年最后决定不成为他们，也不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并从父母或上司的差别中，把父母或上司视为“异己”，再将自己定成“废青”。

身份认同部份由历史承传下来的文化建构

由此可见，一个人建构起“身份认同”时，绝非“想点就点”，而是受到许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有些来自后天的选择，就像青年决定做“废青”。

另外，先天因素如性别、肤色、阶级亦会影响人的身份认同感。学者Amelie O.Rorty在〈文化认同的政治含义〉中就指出：“对于一个人追求与维持良好的生命所造成的影响，依照个人不同的生活脉络，而有轻重大小的差别。尽管个人可能抗拒它们的影响，但是个人对某一个团体社群的认同，通常会影响他在其它社群或团体的位置（或地位）”。

性别、肤色、阶级等的因素，因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既形成了现代的国际格局，亦是现今不少人价值观的构成来源。如“白人至上”文化，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结果。而这又影响人如何与他人，以及如何与社会互动。

由此，“我是谁”、“我是什么？”的问题，并不能抽空历史来思考。

我们日常的习惯从何而来？文史哲使人了解自己

而中史对港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香港尽管被英国殖民近153年，但许多日常生活的习惯都来自于中国文化。而这些日常习惯，与外国人对照时，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自己的独特性。

例如我们会用筷子吃饭、黑白两道甚至雨伞运动中都会摆放关公像、我们会觉得供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会以“家庭”作为本位、会讲广东话而不是普通话、会觉得吃饭，有点饭气“落肚”才舒服……这些日常生活习惯，承传于中国文化，富有浓厚的传统精神。而透过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小便养成这些行为，并代代相传。

可是，为何用筷子吃饭？为何大家都认为尽孝道是天经天义的事？为何要拜关公？这些习惯的由来，却鲜有人知。学校的文、史、哲科，就是透过一个正规的课程系统，让人了解自己的价值观与习惯是如何构成。

透过前人走过的路，突破个人本位的世界观

读历史不单可以让人从而了解自己，寻得认同，更可开阔眼界，为人提供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世界：老土的说，即是“以古鉴今”。而这对现代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活在一个物质相对富裕但精神力量匮乏的年代。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大多数人也不愁衣食，可是若然对历史一无所知，人只可平面地以自己与同一世代的人作对比，困在狭隘的视野中，无法突破以个人为本位的世界观，一切只以自己思考，失去同理心，亦失去对世界的责任感。

更莫讲在现今全球化的影响下，若人不能更全面又广泛地了解不同文化，并从中取得基础知识以作理性思辨，就会容易落入文初所讲：忽略了生活中具体复杂肌理，亦忽略了历史因素堆叠而成的国际社会情况，最后无法好好梳理自身的“身份认同”，胶着于“认同的时代”。

胶着于认同的时代 人只以利益为单一目标

学者Homi K.Bhabha就说过：“胶着于认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任何社群团体）追忆失落的历史、声言重新确立疆域，各自形成分离的‘利益集团’、或社会运动的文化……团结可以只是基于形势的暂时考量，或可以是权谋策略之运用；所谓的‘共同性’往往是就社会利益与政治声言之‘偶然性’之计算，用以谈判协商。”

Homi K.Bhabha所说的，是指在缺乏基础去建立“身份认同”时，人只以“利害”作个人定位。而这种以“利害”建立的身份认同，会随时间、政治环境、利益多少而转变。这样社会最后只会变得零零碎碎，无法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道德意念、以及责任伦理。

课程设计＋泛政治化：社会胶着于“认同的时代”

由此，文、史、哲的重要性务必被肯定与重视。可是现存的教育制度，既缺乏完善的系统去传授基本知识，更让学生提不起学习的兴趣，纯粹为考试而读。例如中史科中所排铺的“治乱兴衰”，只令学生单纯为背而背，死硬地背诵各个朝代的政策，却不觉对自身日常生活有何关连，更因而失去学习中史的动机。

再加上自国民教育事件后，不少人对于教育改革高度戒备，对所有有关“中国”的课程内容都嗤之以鼻或走避不及。这种以政治取态先决的讨论，出自于对民族主义的恐惧。可是，若然因为恐惧而令学生缺乏对自身文化生活习惯的理解，他们又可凭什么知识基础来理性思考？失去对这些常识基础，人又如何建构起立体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既然是当今香港以至世界许多地区，缠绕在人们的心上的议题；而文、史、哲既然又对“身份认同”的建构如此重要，政府应就中史科提升课程质量、营造有利的学习环境以让学子学习。甚或构思一个更完善的课程，让学生可以全面地学习文、史、哲，而不是如现时教育制度中将三者分家。另外，政府就着中史科进行咨询时，要保持多元角度及高透明度高，才可避免中史科在当前香港的政治化氛围下，成为各政治阵营的表态工具，阻碍学生学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