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骚乱、集体示威　新加坡是本地人的天堂　也是外劳的地狱？

香港的人口政策乏善足陈，欠缺周全规划。境外人才只视香港为跳板，单程证审批权不在港，问责官员只懂鼓励市民多生育及倡议输入外劳，填补未来职位空缺。月前有前政府经济顾问称，新加坡领先香港，一是有地，二是大部分移民人口持大学学位，香港两者俱缺。
的确，新加坡政府有吸引专才的计划，对移民配偶入籍有几重关卡，并适时调整移民类别和人数，避免冲击本地人口。然而，不少港人遗忘，当地引入了逾 54 万名廉价外来建造业劳工及家佣，占总外劳人口 38.5%。他们推动当地发展，只是因为移工身份，令他们几乎永远无法移居新加坡。
新加坡的民生政策有很多范畴值得参考，但在人力政策方面，香港不应盲目复制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为拼经济　引进十万计基层外劳

香港和新加坡也有针对劳工短缺、以中下阶层职业为主的输入外劳计划，香港设有“补充劳工计划”，新加坡就有 “工作准证”（Work Permit），就算将“补充劳工计划”与香港的外佣人数相加，新加坡的外劳人数及占总人口的比例远较香港高。

香港的外劳多从事护理员、渔农业及建造业，在 2018 年五月底，共有 4,788 人在港工作。计及近 37 万名外佣，两个外劳类别共占总人口约 5%。

新加坡人口为 564 万，高达 97 万人循工作准证逗留，当中过半数从事建造业及外佣，其余任职服务业和制造业等，占人口 17%。高技术外劳人口，现时约有 38 万人，相对来说是少数。

新加坡早于 1970 年代就已实施输入外劳计划，在 1971 年前后，该国每年由马来西亚输入超过四万名劳工，当时政府大力发展工业，引入多家大型工厂，后来劳工短缺愈趋严重，所以放宽输入国来源至斯里兰卡、孟加拉、菲律宾和泰国。相比之下，香港在 1973 年引入外佣，但直至 1989 年才落实广义的输入外劳计划，后来因应兴建新机场，再输入大量建筑工人，配额上限为 1.7 万名。现行的补充劳工计划，则于 1996 年推行。

新加坡政府早知输入外劳不是完美方案。早于 1979 年，时任贸易及工业部长吴作栋提醒大量外劳，容让低薪和劳工密集行业存在，既令企业缺乏升级动力，更压低薪资增长，不利社会长远发展。此外，当地政府一直提倡劳资双方和平协调劳动条件，指摘外劳破坏和谐关系。

然而，1985 年的经济衰退打消了收紧输入外劳的念头，甚至取消要求他们为中央公积金供款，只以外劳税取代。随后的二十多年，官员口说关注外劳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但由于外劳成本低廉，期间没有出现严重干扰社会的行动，加上出生率低，国民亦不愿担当基层工作，国家需要外劳填补职位和增加基建，政府实际上少有管制外劳人口增长。在 1970 至 2010 年，新加坡总人口增加 1.45 倍，包括外劳在内的非居民人口增加超过二十倍。

外劳本地人磨擦日增　终致政府收紧政策

新加坡经济增长不能抵销本地人和底层外劳的矛盾，终于在社区爆发。在 2008 年，有 1,400 名居民联署反对附近的外劳宿舍启用，担心罪案增加和打击楼价。2011 年，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创新低，民众不满外来人口抢走职位，群体磨擦日增是失利原因之一。2012 年及 2013 年先后出现中国的外劳巴士司机罢工及南亚移工于小印度骚乱，及至 2013 年千计居民示威反对政府的人口政策白皮书，拒绝 2030 年人口目标增至 690 万，当中包括引入更多移民和外劳。

在新加坡，罢工、骚乱、集体示威在近四十年时有所闻，连串事件冲击政府管治。面对庞大的民意压力，政府反思施政失误，在随后几年加强收紧外劳政策，稳定外劳人口，例如提高外劳税额，削减大部分行业雇用外劳比例上限，又推出资助计划，鼓励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减少依赖人手。今年财政预算案，政府宣布分阶段减少服务业企业的外劳比例，上限由现时 40% 逐步减至 2021 年的 35%。此外，容许聘请外劳的服务业企业的资格也提高，今年七月起，雇主聘请本地员工的月薪至少要 1,300 新币，才可计算可获聘请外劳比例，较现行的 1,200 新币高。

族群争议稍平息　外劳处境仍堪虞

族群争议稍为平息，随后一届的选举，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回升。虽然如此，政府终究未有果断改善外劳困境。长久以来，外劳待遇刻薄。有当地劳工组织统计，外劳月薪只有五百多新币，长期加班但加班费不足，又常遇到克扣工资和被改合约，还要偿还数千甚至过万新币的中介费。大量建筑工人只能住在地盘内或者违法宿舍，环境局促又破烂不堪。日前有报章专访当地外劳，外劳抱怨膳食营养不足，商贩不愿分开早午两餐运送和售卖食物到地盘，而且地盘又没有储存食物设备，外劳只好一并购买两餐食物，午饭时，食物变冷变坏，不堪入口。

有人认为，外劳在新加坡打工已经不错，不愁失业而且薪水较本国高。不过，他们由于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工伤并非罕见。即使雇主有替他们购买医疗保险，但赔偿额未必能抵偿全数医疗开支。更重要的是，外劳能否工作，全取决于雇主，外劳抵抗雇主有很大风险，因为随时被雇主取消合约，饭碗住宿不保，很多时候只会忍气吞声。再者，外佣跟本地人又鲜有交集，其他外劳住在偏远地方，又倾向集中居住，导致社会隔离（social segregation），即使近年多了民间团体倡议外劳权益和种族共融活动，群体偏见嫌隙难在短期消除。

开放基层外劳忧虑多　港府须慎思慎行

新加坡输入外劳的经历，有两方面值得香港人留意。首先，香港人必须认识到，新加坡有今天的繁荣，除了政府长远规划，国民努力，外来人才和资本的投入外，毋忘百万计修筑基建，服务大众的底层外籍劳工。

在此基础上，香港和新加坡的劳动政策的明显分别，其实是处理基层劳动力的对策。尽管新港两地的外佣和外劳计划下的外劳，均不会获得居留权，但香港依赖外劳的程度远不如新加坡。香港外劳占全部劳动人口是少数，香港是透过接收内地难民来推动工业化，随后，港人内地配偶满足不少建造、零售和服务业空缺，而他们最终能够成为永久居民，亦成为家庭主要组成部分。新加坡则因为非常依靠外劳，成为永久居民和公民者屈指可数，变相省却长期的住屋、医疗和福利开支。

港府和商界正倡议扩大外劳计划，应付护理、建造行业的劳工短缺，不少文章也吹捧新加坡模式，甚至想像以外劳取代移民。本文正正强调，增加外劳不是输入人口这么简单，只想到短期好处。若不好好筹划，动辄打开缺口，社群之间容易挑起冲突。对移工来说，现时剥削外佣、院舍外劳例子屡禁不绝，又怎可相信政府能保障更多外劳有工作待遇？更何况，新加坡政府近年积极修正各个类别的输入外劳计划，减少依赖。另外，香港仍有空间善用本地人口的劳动力，例如增加社区托老托儿服务，协助青壮年家庭成员重投职场，政府亦应积极研发科技纾缓职缺，推动产业转型。

注：在 2019 年四月二十五日，一新币兑 5.75 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