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独占“暴力权”　比例原则须谨记

上周六（16日）的油麻地超市持刀斩人案，警方开枪撃毙疑凶。从网上流传的闭路电视片段看来，警员在电光火石间开枪制服疑犯，或可视之为正当、合理之举，以保护他人免受伤亡。
连同去年11月，警员开枪阻截“鎅刀男”伤人一事，警队在过去4个多月内，已有两宗闹市开枪案。尽管在闹市开枪实属困难的抉择，但警方作为独占“合法暴力权”的机关，实有必要提升《警察通例》的透明度，确保所有使用的武力皆是符合“比例原则”，好让公众释除疑虑。

除暴安良警方有责　惟情急之下或误判

回顾油麻地一案，警方冲锋队在油麻地巡逻期间，发现疑犯持刀跑向北海街方向，其后冲入超市，并斩伤店内男经理，而一名警员在警告两次无效后向疑犯开枪，击中其左腹，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

事后不少舆论认为，该名警员在情急下作出正确判断，处理恰当，又援引外国事例，论证本港警方使用武力时已算相当克制。单以油麻地一案而言，警员发出口头警告不果后，施袭者企图再挥刀袭击男职员时才向疑凶开枪，处理方式似是符合警方事后在社交媒体的使用枪械指引：

(a) 保护任何人，包括自己，以免生命受到威胁或身体受到严重伤害；或
(b) 拘捕任何企图逃避警方拘捕的人，而该人属警务人员有理由相信刚犯了严重暴力罪行的人；或
(c) 平息骚动或暴乱。
但必须是在不能以较温和的武力来达到其目的时，才可使用枪械。

当连同深水埗鎅刀伤人案一并理解，警方的使用枪械指引实有模糊之处，值得斟酌。去年11月，一名地盘工人在深水埗地铁站遭截查时，突然取出一把约长15厘米的鎅刀，并意图袭警，警员警告无效后开枪把他制服。疑犯左腹中枪令脊髓受损，或致残废。

事后深水埗分区指挥官周毅交代案情时表示，警方考虑开枪是因为疑犯亮出“威胁生命的武器”，使其“生命受到威胁”。虽说两案皆是生命受威胁时的“自卫行为”，但程度之别足可影响警员“当刻有否权力开枪”的关键命题。

在此强调，每名疑犯理应得到法律的公平审讯和制裁，以确保其干犯的罪行将有相应的惩处。但开枪制服或击毙疑犯，则涉更复杂的问题——疑犯的生存权。换句话说，若以油麻地一例来说，警员在施袭者企图再挥刀袭击时，开枪击毙疑凶，或可有理由地视作因存亡之急，而剥夺疑犯的生存权。相比之下，“鎅刀男”一案却衍生了三个疑问：一、“鎅刀男”（及其鎅刀）对当刻的威胁会否构成“生命受到威胁或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二、警方是否在“不能以较温和的武力”来达到其目的（制服疑犯），才使用枪械；三、若真的有必要开枪，警员应瞄准哪个身体部位，方能在执法和疑犯生存权取得平衡。

公权力垄断“暴力权”　比例原则须谨记

油麻地一案发生后，虽然坊间不少舆论都以外国例子（常是美国）来说明本港警方表演克制，惟此论调仅属相对概念。若我们以同样的逻辑，其实亦可推论出“美国比以色列警方克制”、“以色列比中非国家乍得警方克制”的结论，对讨论“警方该在何时使用枪械”此一原则性的绝对概念，意义不大。

诚如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所言，政府垄断了正当使用暴力以维持治安的机关，而其垄断地位必然经过“正当化”的过程。理论上，虽说警方作为执法机关，有权使用武力，但此亦须符合“比例原则”，即政府所采取的手段对基本权利造成的侵害，与其欲意达成的目标之间，理应有相当的平衡。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时，必须有其权限。现时，即使不同民权组织和立法会议员多番质问警方，警方亦常以涉及行动细节，拒绝公开《警察通例》第29章，即“武力与枪械的使用”章节，市民只能从流出的资料略窥一二，也难免担忧警员罔顾公众安全开枪。在公众知情权的角度而言，不公开、不透明的指引，不但让民众难以考究警方使用武力时是否恰如其分，更会影响市民对公权力的监察和信任。因此，在维持警队专业形象的前题下，当局实有必要清晰交待使用武力的原则，好让外界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