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嘉再为强积金而辩　难掩饰制度千疮百孔

近日，积金局主席黄友嘉发表网志，大谈强积金的好处。积金局是强积金的执行者、推广者，自然要为这项政策背书。但是强积金同时属于公共政策及牟利项目，本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局方无论如何辩解，都难掩饰其荒谬本质。政府应尽快将强积金转为中央公积金，修补政策缺陷。

管理费过高

强积金的第一个问题，在于其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却逼使市民缴交高额管理费予私营企业。

强制性供款的原意，是让市民有充足的储蓄以备退休，而其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政府有责任保障最终金额在合理水平。然而，政府将市民的供款交由私营基金公司管理，让私企收取高额管理费，令市民最终所得金额大大降低。

当然，积金局一再强调，基金管理费占资产的比率已经逐渐下降。但是随着资金池扩大，管理费占资产比率下降本属理所当然。而强积金的平均基金开支比率为1.53%（2018年5月），相较于澳大利亚的0.8%，荷兰、丹麦的0.1% （2015年数据），仍属甚高。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视之，要市民付出如此高的行政费用，难言合理。

按现行政策，入息达7,100元或以上的雇员，都必须从入息中拿出一部分供付强积金，香港的最低工资素来脱离基层的实际劳动成果，市民生活举步维艰，就算加上雇主的供款，最终所得金额仍难以应付退休生活。在第一次分配不均的前提下，基金公司再收取高额管理费，令市民的资产受到蚕蚀，实属二次剥削。黄友嘉在文章引述数据指，“约有11万个供款帐户自强积金制度于2000年12月成立时已开立并仍然活跃，这些帐户17年来平均累积了约$38万强积金”，但我们须要问的是，他们的供款在17年来，有多少被基金公司吞蚀？

有传媒按积金局2016年发布的文件计算，基金公司在2000至2015年间共获取700亿元管理费，以积金局近两年的年报推算，基金公司收取逾200亿元，换言之，基金公司自强积金设立以来，合计共收取近千亿元管理费，比起长服金、遣散费对冲所带来的350亿元损失多出近三倍。
《01周报社论》

私人公司自然以牟利为主要目的，如果一般基金公司以合法方式取利，少有招人诟病，问题在于强积金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政府规定市民、雇主的供款交予基金公司管理，也就等于为基金公司制造了制度性的获利空间，同时令市民不可避免地支付高得不合理的基金管理费。由这角度看来，强积金很自然被视为一项剥削，而非利民政策。

成分基金选择过多

强积金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一方面假设市民没有足够理的财能力，故须强逼他们供款，另一方面为市民提供过多的成份基金，假设市民能够作出最佳选择。

作为一项退休保障政策，强制性供款有其必要，原因是部分市民理财能力有限。但是另一边厢，局方却假设市民有充足的理财知识，为他们提供达469种成分基金（截至2018年7月31日）作选择，这对于一些善于投资的市民也许会带来一些好处，甚或如黄友嘉所言，助一些初出茅庐的青年掌握投资技巧。但对于一些不善投资、学历较低的市民来说，这更可能让他们花多眼乱，更难作出合理判断。无可否认，现时市场上也有一些保证基金，然部分保证基金的回报率之低，在扣除行政成本后，或会“倒蚀”。保证基金如此不济，市民终须孤注一掷，投身旋起旋跌的投资市场。

在网志中，黄友嘉曾经提到强积金相对一般个人投资而言，有更佳的规模经济效益，并能分散风险。但按此逻辑，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分散风险、规模经济效益应该远比强积金为高。而中央公积金制度能够为市民提供相对稳定的回报率，也解决了基金选择过多的问题，对于基层的保障远较强积金为佳。政府与其抱残守缺，倒不如尽快以中央公积金取而代强积金。

尽快推动中央公积金制度

强积金推行多年，仍然广受批评，原因是该项政策本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香港市民本已饱受压逼，如果政府不多管齐下纾解民困，随着不满升温，社会将只会再次陷入动荡。若要治本，政府应尽快以中央公积金取代强积金。

也许有人会问，政府处理强积金对冲已然耗时甚多，在现阶段推动中央公积金岂不是障碍更大？其实推动中央公积金所触碰的既得利益者，只有基金公司而已，阻力理应远较取消对冲为低。事实上，在初进行取消对冲的讨论时，商界就曾经提出设立中央公积金，取代现行的强积金制度，固然，他们背后的动机是将商界的部分责任转嫁给政府，然而，这也反映商界对中央公积金制度并不反感。如此说来，政府再没有理由让这项政策耽搁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