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援岳昕】“两个北大”的斗争　没有人是局外人

内地互联网又再风起云涌。北京大学学生岳昕，日前按照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向北大申请公开前北大教授沈阳20年前怀疑性侵事件的相关校方记录和文件，却受到校方打压，事件在北大校内及内地社交媒体燃烧。4月23日晚，更有北大学生在校内宣传栏玻璃贴上大字报，形容校方和学生之间，是“两个北大”的斗争。这件事的因果关系很简单，但其背后糅合了诸如MeToo潮流、高校自由精神凋零、高校维稳手法、九零后青年行动者的自我反思等复杂背景。虽然香港社会运动丰富，网络上的社会动员也司空见惯，但也需对现在的内地政治气候、互联网社会行动、年轻行动者等有更多理解。

掀动高校反性骚扰运动　

是次事件是本月初一宗前北大教授涉嫌性侵事件的后续。北京大学前教授沈阳涉嫌22年前在北大任教期间，性侵女学生高岩并致其自杀，高岩的几位同学在22年后发布揭发信。在舆论压力下，北京大学迅速承认校方曾就有关问题行政处分沈阳，但未有公布更多会议文件或公安局调查记录。事件还未水落石出前，沈阳当时就职的南京大学及将要前往就职的上海师范大学先后发出声明，指学校不欢迎沈阳，建议他主动辞职。

01观点曾就事件撰写评论，当时的关注点是结合同时期发生的其他内地高校教师滥权事件，讨论导师制及导师资助制，在师生之间造成权力不平等的问题。今次被牵扯入风口浪尖的北大学生岳昕，是按照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向北大校方进一步提出申请，要求公开当年沈阳事件的相关文件，期望更多真相能够公之于众。因此，在解读岳昕事件前，必须先对沈阳事件有所了解，而沈阳事件背后的更深脉络，是MeToo风潮在中国引起的效应。

美国与中国的政治环境、平权情况有所不同，因此MeToo运动来到中国后，面临的语境、引发讨论的路径都与美国有别。大陆媒体《界面》曾分析，在美国，MeToo通过集体造势和公开对质来解决个案问题，香港的情况也类似；而在中国，MeToo的突破口是从高校年轻人开始，借助公共事件的影响力和社交媒体的动员及传播，在各高校之间引爆集体反抗。

今年1月1日爆发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女博士罗茜茜在毕业12年后举报其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事件，是一系列高校举报事件、或可称“运动”的标志性开端。随后，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讨论迅速从基本的性别问题Q&A进化到要求建立制度，学生通过向校方发出公开信的方式推动事件，而各高校都反映迅速，至少说明校方也无法否认这类运动的正当性。

参与反性骚扰运动的内地高校约百间，各校学生发出的公开信达上百封，相较过往内地单打独斗的维权个案，算是一次集体性的反思和抗争。北大是中国著名学府之一，名校效应令事件引起更多公众兴趣。

维稳手段惹愤　未听年轻声音

虽然学生要求建立制度的呼声合理，各高校也并未明确反对这类运动，但在社交媒体上，有关网文被删除的速度愈来愈快，只有校方及官方的声明、评论等允许在网上流传。对于当局这种欲拒还迎的态度，01观点也曾撰文引用哈佛教授Gary King的“网络国家化”理论，试图解释，中国大型社交媒体完全接受政府管辖，帮助中国政府划定互联网边界，政府一方面用删除帖子的手法加以压制，一方面试图主导及引导舆论。

事实上，高校内部也开始对这类事件有所反弹。北大辅导员（负责学生学习、生活等事务的教师）凌晨与岳昕母亲抵达宿舍，要求岳昕删除手机及电脑中所有与信息公开申请相关的资料，并强迫她书面保证不再介入事件。岳昕事后发文表示，校方联系其母亲时歪曲事实，导致母亲过度惊吓、情绪崩溃，甚至以自杀相威胁，导致她和母亲的关系几乎破裂。此前，已有北大学生因提出同样要求而遭校方“约谈”。这都是内地高校对学生管理、控制及动员的重要手段。辅导员扮演着教师和政治干部的双重角色，首要任务是监督学生的道德状况和意识形态。“约谈”是学校管理的一种手段，亦是柔性管理的方式之一。《人民日报》针对事件的评论《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可被用来作为高校维稳手段的文本分析。

高校除了肩负教育的任务之外，也负责对学生“去政治化”，并为市场培养劳动力，而“行政治校”也为高校带来愈来愈多的官僚气息。北大向来被称为是中国最包容及自由的大学，举行不少政治活动的“北大三角地”也是该校自由主义精神的象征，北大学生及外界都对该校抱有一定的期望。但是次校方对事件的处理方式只循维稳逻辑，其不人性的表现更令学生激愤，甚至传出校方指事件引起回响一定是“有外国势力影响”，令人哑然。适逢北大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校方或更有压抑之意，令舆论更加激动。

网民反抗审查　应变行动升级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事件的另一脉络，是这一代内地年轻行动者善于运用社交媒体动员，以及在事件发酵过程中一次“意外的”身份认同问题。

一方面，对于如何反社交媒体审查，内地网民早已经发展出很多原始但有效的方式，例如快速转发文章、在多个公众号转载、将文章变成截图等等，如今微信审查技术进步到可以识别图片正面内容及境内外账户分开屏蔽，因此网民将图片反转180度转发，或将图片制成弯曲蛇状以避开审查。是次官方删帖速度也显然增快，一个小时内就可识别及删除文章，导致岳昕的公开信在微博、微信平台遭快速删除。不过，随着网民在网上接力转发，原始文章、评论文章在网上得以存活“两天之久”，不断设置社交媒体议程（set agenda），最后甚至开发出区块链平台，令文章得以永久储存。这种网民反抗审查的心理和不断升级的应变行动，是现今内地社交媒体最生机勃勃的生态之一。

此外，岳昕的旧作《自我审视：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亦在网上广泛传播。文章主要反思她的成长与家庭、学校、资源优化的关系，述说如何建立参与平权运动及主动发声的理念。一些较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关注社会问题的内地年轻人都对文章深表共鸣。这篇文章或可作为一个缩影，通过理解内地年轻行动者的觉醒，帮助理解奠定社会运动的基础，亦有助分析内地社会运动除“阶级”及“意识形态”面向的其他补充。

打破言论钳制　建立独立精神

岳昕事件后，不少人赞扬她的勇气，称赞她为社会之光，这种想法无可非议。但若讨论止步于此，就会将事情简化为一个人对强权的抗争，而忽略了其中复杂、糅合在一起的制度及思潮背景。事实上内地的年轻抗争者也正成为“大多数”，不是与整体人口相比，而是除了岳昕之外，应明白很多学生都曾发声及做过努力。固然，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弱势情况下，许多人不能从一而终。岳昕在是次事件中的决心未有改变，更添光环，但在权益不彰的问题下，被牺牲、噤声的人也值得重视。

“两个北大”的对立，既延续了沈阳事件，也再次揭露出高校面对校方权力不断扩张的现实。“国家”化作各种形态渗入校园，也是校内外的“社会力量”在不断推进公共事务的讨论。其最终回归的，无论是校内反性骚扰机制、辅导员机制还是约谈机制的检讨，用制度建设和信息透明化来制衡权力发展，也提醒北大亟需重建其独立自由文化和核心价值；而其折射的，正是内地从各方各面对言论的钳制。“两个北大”的撕裂，有其可悲的一面，也有令人鼓舞的一面，在强权面前并非人人坐以待毙。但为了好好保存北大精神、乃至这个社会的独立精神，为了限制权力扩张、以及维护公民的合法言论，需要全社会共同推动的事情仍然很多。对于无论处于何地的社会行动者来说，这也是一种互相勾连的命运，在这一层面，没有人是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