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泄密风波．观点】全景监视的互联网还可保障私隐吗？

英国数据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被指盗取5,000万Facebook用户信息以帮助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其仅通过有偿问卷的方式获得27万Facebook用户的许可，就顺藤摸瓜收集了这些用户其他好友的信息，遂累积获得5,000万用户资料。
事件再次暴露互联网时代个人数据安全的问题，并再次验证互联网“自由开放”的表象下，藏着“全景监视”式的管治面貌。在“大数据”的监视之中，“个人”实在已无法可逃，而若这种行为不被警惕及应对，“大数据”或会助长极权政体的管治。

事件甫出，沸沸扬扬，始作俑者当然是“剑桥分析”。然而Facebook并不是毫无污点。《卫报》和《纽约时报》共同指出，Facebook本身的技术和管理有巨大漏洞，即与用户个人有关的信息，未经用户同意，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机会被第三方获取，只要这个第三方得到了用户“好友”的同意。而公开报道也指，Facebook内部监控程序早在2015年年底就发现相关软件有下载海量数据的行为，但对方解释数据“用于学术”，Facebook未加禁止，亦未就此提醒被收集个人信息的用户，更没有采取措施提高用户的信息安全。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Facebook在3月20日刊登的声明中仅仅称说，为数据被滥用遭到“欺骗”而感到“愤怒”，直到3月21日下午才向公众承认错误，Facebook创办人朱克伯格接受CNN独家专访时表示“抱歉”。更离谱的是，事件发生初期， Facebook把包括向媒体爆料的“剑桥分析”前员工Christopher Wylie等人的账号全数关闭，有妨碍言论自由的意味。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指摘Facebook官方隐瞒事件风险，误导了委员会。

从回声壁到操纵网民  互联网实现全景监视

“01观点”曾分析互联网的“回声壁”效应，指出在市场主导下，媒体常为争取及巩固特定的观众群，会根据某种预设的意识形态“制造”出适合的立场和论述，以“迎合”目标观众的口味，因此形成一种自我隔离的传播环境，使舆论动态与社会极化现象存在关连。

而“剑桥分析”事件的严重性在于数据公司涉嫌通过与政治的合谋，利用平台的政策漏洞来获取海量用户资讯，然后深度分析用户爱好，继而有针对性地“引导”用户，最后影响一个国家的选举进程。原本没有既定政治立场的选民，在该资讯的影响下，作出了有利某利益者的选择。其意味着，进化了的演算法，并非只是在让人们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更进一步引导人们的行动和决定。人们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但原来背后有人在“操控”独立思考，犹如电影《潜行凶间》（Inception）中的场景，只不过换成数据公司将目标信息移植到目标受众脑中。

“剑桥分析”和Facebook只是整张网络上的两个节点，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而言，互联网是一张无形之网，这张网上每一个相交相汇的节点上，都有看不见的眼睛，它无时无刻不在记录、传输、分析个人数据，使得个人在网上无所遁形。数据借前所未有的方式联动起来，网络行动看似匿名，但实际上没有隐私。人们清楚这一点，但难以抗衡这种看不见的控制。

这就是“全景敞视”（panopticon）在互联网中的升级表现。这个概念来自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设计，原指一种圆形或环形的监狱，圆心之处有一座监视塔，塔中人对圆周囚室中的囚犯一览无遗，由于逆光，囚犯无法得知自己是否被监视，长期处于不安之中。福柯（Michel Foucault）进一步把这种监狱形式作为比喻，形容少数人监视多数人的权力形态。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还未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个角落之时，已经有学者预见，互联网将使得远程电子监控变得十分隐蔽和便利。

网络上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处于被监视和利用的状态，而在技术的加持下，互联网不仅仅拓展了监视空间，同样提升了监视的程度。比起19世纪的囚室，互联网中实现的监视更加全面，单向透明过渡到全景透明，不仅有少数人对多数人（国家对个人）的监视，更有多数人对多数人（个人对个人）的监视。数据公司利用技术，在监视的基础上，再分析与使用深层数据，因而更具有排他性的优势。尽管在调查还未清楚的情况下，现时就说“剑桥分析”操控了美国大选或许太过擡举，但互联网允许国家或大型机构精确定位，从而试图操控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如何逃脱密不透风的网？

政客、政治团体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情、影响政治议题并不新鲜。在美国，首次在选举中大规模使用Facebook数据的就是奥巴马。当时，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中，有数十名数据分析员助其筹集竞选经费、锁定目标选民、督促选民投票。在“剑桥分析”为特朗普工作之前，这间公司曾服务于与同属共和党阵营、特朗普大选中的党内对手克鲁兹（Ted Cruz）。“剑桥分析”为特朗普工作的同时，希拉里也雇用了超过60名数学家和分析师为她分析选情。选民的数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早已是政治窥视的对象，只是当“剑桥分析”将这种影响扩大到诱导选民的层面，才令人更加直接地看到自己的身份已无所遁形。

如何逃脱这张网的控制？坦白地说，学界并不乐观。人们曾经以为提供匿名ID就可以逃过一劫，但在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MIT（麻州理工学院）的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等学者分析了一百多万用户在三个月内的信用卡消费数据后发现，仅仅需要四个外部确认信息，数据使用者就能以超过90%的机率识别特定用户。即是，技术已经可以将匿名ID反向识别。学者和业界仍在尝试发明新方法提升识别的难度，但他们也承认，新方法暂时仍未是一劳长逸之举。

即使在法律较为健全的美国，在数据使用上的立法进展仍远远落于实践。美国现有法律强调，只要数据被提前模糊化，个人的身份信息得以隐藏，便可以被视为“安全”的匿名数据集，数据拥有者可以开放其使用权限。数据开放之后有哪些限制？现时美国的法律暂无迹可循。

在福柯的理论中，权力要达到对人规训（discipline）的效果，即让人“习惯性、无思考的遵守”，并成为日常生活的实践意识，其核心在于是否存在规范（或说纪律）。也许我们唯一可以庆幸的是，今天的互联网还未有“唯一标准、应被推广”的言论。只是当我们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时，也应了解有人透过技术（互联网）监视我们。只有了解技术的逻辑，了解它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乃至行动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技术带来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