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性侵受害者电视作供减二次伤害　充权之路漫漫

立法会昨日（4月11日）三读通过修订《刑事诉讼程序条例》及《电视直播联系及录影纪录证据规则》，将赋予法庭酌情决定权，准许性罪行的申诉人藉电视直播方式作供，令性暴力受害人继儿童、精神缺陷人士及受恐惧的证人之后，成为第四种被特列出的人群。此举可减少申诉人作供时承受的公众压力和二次伤害，是司法程序一个进步，也是妇女界团体多年来争取的成果。
针对性侵受害者的执法和司法程序，仍有很多观念、措施需要改善，有关方面应再接再厉，继续为受害者争取足够保障。长远来说，社会应进一步讨论如何透过教育、改变文化及政策等，以防备及更有效地处理性侵犯和性骚扰问题。

由于性侵案件一般缺乏目击证人及物证，因此受害人的供词往往成为法庭上唯一及需被反复盘问的证据，而受害人在法庭上需要面对审判人员、公众、记者等，在众目睽睽下述说被侵犯经历，往往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有受害者指出，出庭作供的经历犹如被二次侵犯。过往传媒报道，不少受害者因无法承受压力、情绪波动或感到受辱，而无法作供或在庭上崩溃，亦有受害者因惧怕上庭而放弃起诉及上诉的权利。这是制度缺陷未能为申诉人提供法律保障而造成不公。

此前，性侵受害人可在上庭前申请屏风，出庭时在屏风后作供，以减轻被注视、审视的焦虑和压力，但这更像是一种过渡措施。因为在受害者使用屏风之前，仍需经过公众地方才能进入法庭，香港一些法院没有“特别通道”，不能彻底保障受害人。此外，屏风只是让旁听者看不到受害人，但被告和律师都可以见到受害者的样子，受害者不得不顶住心中恐惧及压力来面对被告。

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曾接受访问，指争取屏风与电视直播作供是一个问题的两条路线。电视直播较屏风的优胜之处是让受害者在另一房间作供，不需直接面对公众及被告，也解决了没有“特别通道”的问题。法庭人士通过电视直播仍能看到受害者及提出盘问，并不影响公平审讯。

因此，是次修订法例堪称进步，不过也不应忘记，这是有关团体争取多年的结果。迟至2016年，政府才修定《实务指示》，规定律师必须就性罪行案件向法官提交任何使用屏障的要求，不过就并未成为硬性规定，能否申请成功取决于法官酌情。是次有关电视直播的法例修订历时四年，可见法庭对性侵受害者保障不足的问题存在已久，但权益得来不易，是一条漫漫长路。

公众更需留意的是，电视直播并不是保障性侵受害者的终点。性侵受害者从录口供开始，到律政署决定起诉、等待出庭、再到法庭审理，种种执法与司法关卡都是考验，每个关卡都存在不足。香港遵从联合国建议，社会福利署于2007年为性暴力个案推出“一站式”服务，促公营医院按要求安排私密地方验伤、治疗、接受警察询问等服务，但香港的“一站式”服务并不到位。

总括而言，为性侵受害者充权之路布满荆棘，是次法例调整辟出一块安全之地，但仍有不少执法、司法困难有待清理。性侵背后涉及对性及性行为的认识、教育，整个社会也需形成正确论述性、对性侵受害者友好的氛围才能助受害者发声。认识制度和文化对性侵受害者的伤害，才能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制度上的改革应更充分保障受害者，社会亦应进一步透过教育让公众有更多同理心，了解性侵受害者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