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警方漠视求助人创伤　性侵受害者上庭再受二次伤害

性侵案件的独特性，在于一般是缺乏目击证人，且不一定有物证。因此被害人的供词成为唯一证据，辩方则要尽力动摇供词的真确性，才可推翻控罪。性侵案的先天因素，让事主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不停复述被侵犯经过，有如再被侵犯。
因此，多数受害者宁让案件石沉大海，也拒绝上庭作供。在外国有一宗案件，2013年，48岁英国小提琴手Frances Andrade在法庭上提起少时被性侵犯的过往，被辩方指为“撒谎”、“胡编乱造”，结果庭上的遭遇让她无法承受，在出庭作证一周后自杀身亡，来不及看见侵犯者—前中学合唱团指挥，被判入狱六年。

上回提到性侵受害者月心在没有任何保护下上庭作供的经历：【01周报】上庭无屏风　性侵受害者宁不出庭作供

多年来，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的总干事王秀容，陪伴了不少受害人出庭作供，有些情况，令她仍然心有余悸：“我陪印佣（申诉人）离开时，那个侵犯者的老婆追出来打她，骂她‘死狐狸精、勾引我老公’……我要捉住她跑开。当天，犯人亲友也在公众席，在退庭休息时，不停看着她，她去洗手间时便跟进去骂她，想让她难以作供。”王秀容指出，这些再度伤害，司法制度若有措施安排，其实是能够避免的。

香港执法人员在处理性侵案举报及录取口供的程序安排，早已为人诟病，被批评漠视求助人创伤。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洪雪莲与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在2011年联合发表的《性暴力“幸存者”的求助经验研究：社区回应与“二度创伤”研究报告》印证此点。调查访问了10名警员、社工、医生等专业人士，及21名年龄介乎14至49岁的性侵受害者，了解她们的求助过程。报告指出，尽管有部分警员表现友善，令受害者感到关怀及支持，但警员态度整体良莠不齐，表现不理想；例如，有警员会对报案人说“如果真的起诉她要上庭作证”、“是否考虑清楚真的来报案”等方法劝退报案人；也有警员态度怀疑及轻率，让性侵受害者感到不被信任。另外，“风雨兰”指出，曾有受害者报案却被警员反问：“你根本不记得（事发经过），做乜屈人？”

洪雪莲慨叹：“报案需要所有资料，要她们（受害人）记起一件痛不欲生的事已是一种创伤，你还要向陌生人说，而且过程是对方不断问，你不断重复。那个报警过程已造成创伤。”据她了解，曾有个案是在报案室录口供花了三天，问得事无巨细，这令“报案人觉得自己记不起来很没用，会怪责自己，所以中途停止报案。这些事例，是不会有数据的，你不会知道有多少人落了口供后退出。”

一站式服务未到位

王秀容说，社会福利署于2007年为性暴力个案推出“一站式”服务，但有团体观察到，公营医院根本未能按一站式服务所订安排合适地点。她指出：“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于1996年引入香港，指出香港应该拥有一个有私人及保密的性暴力危机中心，让受害者受到保障。其实这是国际公认要做的事情，好多地方早已成立。香港声称自己是一个很先进的地区，但到今时今日政府也做不到。”王秀容批评，政府一方面希望受害者走出来报案，另一方面，到现在却连基本的合理措施也欠奉。

争取视像举证 仍待立法

还好，当年让月心放弃在上诉出庭答辩的屏风问题，已有进展，2016年有了较清晰的指引。指引源起于2014年法官薛伟成（Kevin Zervos）在HKSAR v Shamsul Hoque一案的重要判词。薛伟成指出，性罪行案性质敏感，而设屏风遮隔公众不会影响公平审讯。这判词成了催化剂，让司法机构着手修定《实务指示》，规定律师必须就性罪行案件向法官提交任何使用屏障的要求，并于2016年8月1日生效。至于令受害人同样关心的特别通道安排，现仍未常规化，但可与屏风一并申请。

要求庭上屏风的申请数字，由2015年的14宗，升至2016年的41宗及2017年11月30日前的85宗，申请率由5%升至44%；当中，只有2017年一宗遭拒绝。不过，由于当局没有广为宣传，过往许多人都不知道有权要求，不少警员也继续存有误解，以为只有名人或儿童才可以成功申请。再者，这项申请权利仍然仅在刑事诉讼中受普通法规管，并未成为法例硬性规定，照旧取决于法官的酌情决定。

上文节录自第9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月15日）《扭转人言可畏制度失误　为性侵受害人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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