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YO|借鉴澳大利亚经验 促进在职青年精神健康
MWYO专栏|朱城锋
近年精神健康议题备受关注,不同机构进行的调查均显示市民的精神健康状况处于令人忧虑的水平,甚至较新冠疫情期间严重。香港政府和相关非政府机构亦有积极进行精神健康公众教育,以及为不同需要的青年和其他市民提供支援服务。MWYO青年办公室在2024年7月于澳大利亚悉尼拜访相关团体,包括支援青年身心健康的机构headspace和新南威尔斯州的精神卫生部长和青年部长Rose Jackson办公室的顾问和副主任,了解当地为青年和在职人士提供的精神健康支援。笔者认为当地的措施值得香港借鉴。
一站式全面支援青年身心健康需要
headspace是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政府资助的机构,在全澳大利亚设立超过110间中心,为12至25岁的青年提供身心健康和个人发展支援。有学者形容headspace的服务模式为全人模式(holistic healthcare),服务涵盖生理、心理、升学和就业,以及物质滥用(药物和酒精)四个范畴。每一间headspace中心均有不同范畴的专业人员全方位支援青年的各种需要,例如普通科医生、护士、社工、心理学家、升学和就业辅导员等。因此,青年可以在同一中心接受不同种类的支援,而无须被转介往其他机构,让其可在熟悉的环境中持续受到支援。另外,各专业人员也较易发挥团队精神。headspace的职员分享这种跨专业合作的模式,方便他们提供不同专业范畴下的支援,全面照顾不同青年的需要。
此外,headspace也以“No Wrong Door Policy”为宗旨,意思是向其中心求助必定是正确的选择,即使求助青年的需要超出他们的专业范畴,也可转介他们前往其他服务机构,并在期间继续跟进,这亦可减少他们自行寻找不同支援时引起的不安。再者,headspace中心仍继续扩展服务,以回应更多青年的需要。例如现时虽未有常驻的精神科专科医生,但部分中心正试行视像精神科会诊服务。他们也紧密和不同持份者合作,例如与雇主合作协助青年配对适合工作,成功入职后会由headspace的就业辅导员为青年提供最少六个月跟进支援。
服务重视青年感受和参与
headspace的服务模式以青年为本,青年可选择经学校或其他机构转介,也可自行申请服务。收到转介或申请后,中心会安排评估团队作初步评估,并安排适合团队跟进。根据headspace的职员分享,一般而言评估后数日内可启动服务,假若需要轮候较长时间,评估团队会持续关顾他们的需要,直至其他团队接手个案,确保他们轮候过程中不会感到无助。事实上,中心的关怀可说是无微不至,包括接待处职员在内的所有职员也要对headspace的理念有充份的理解,甚至部分以过来人的身份介绍中心服务,希望青年在踏入中心的一刻已经能感到放松和关怀。
中心在全国和个别中心的层面均设立青年咨询小组(youth reference group),从室内设计、活动内容甚至未来发展方向,均会收集青年的意见。青年也可自荐成为小组成员,职员会挑选适合的青年加入。此外,他们也设立家人咨询小组(family reference group),确保青年的家人也可参与。
法例和支援并行 推动雇主对精神健康的关注
此行笔者亦拜访和新南威尔斯州的精神卫生部长和青年部长的办公室,与其顾问和副主任会面,得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十分关注当地在职青年的精神健康。因此,政府立法规定雇主须减少精神健康风险(manage the risk of psychosocial hazards)以保障雇员的精神健康。这些风险包括工作量过大、缺乏支援、职场欺凌和性骚扰等。为此,各州政府会为雇主提供精神健康支援措施,其中新南威尔斯州政府更公布策略文件,协助雇主制订减少精神健康风险的措施。
除了上述的策略文件外,新南威尔斯州政府为中小企和非牟利机构提供免费的精神健康支援,包括“Mental Health Coaching”和“Mental Health Training”计划。前者委派启导教练,协助雇主检视机构内的精神健康风险,并协助他们制订相应措施。范畴包括协助雇员应对工作压力、处理职场矛盾冲突和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雇员等。至于后者则为管理层、主管和一般雇员提供相应的精神健康培训,如教导管理层如何建立一个精神健康友善的职场、帮助主管带领团队的精神健康,以及教育一般雇员照顾自己和身边人的精神健康。
部长办公室的顾问和副主任表示澳大利亚雇主普遍满意计划,认为有助他们了解公司的情况,以及挽留人才并打造健康的团队。笔者在悉尼接触的其他机构,都有提及澳大利亚雇主重视雇员的精神健康,例如他们普遍聘用第三方机构提供雇员支援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me),为雇员提供辅导服务,并容许雇员可以在上班时间向辅导热线求助,而且身份会获保密。
加强本港青年精神健康服务的跨专业合作
近年香港精神健康相关服务面对人手一直追不上需求的情况,公营精神科专科门诊轮候时间可能超过一年。笔者曾接触的青年指在轮候期间未能获得跟进和支援,只能向私营服务求助,但难以长期负担收费。再者不同服务之间缺乏沟通,个人纪录也不能互通,变相他们要重复向不同机构的专业人士解释自己面对的情况,造成极大困扰。长远而言固然要增加专业人士的人手,缩减轮候时间,但也可参考澳大利亚headspace的经验,透过跨专业合作,及早支援有需要的青年。
事实上,近年香港也有提倡跨专业合作应对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需要,例如“医教社同心协助计划”推动教师、医生、护士、社工和教育心理学家等不同专业人士合作。在更广阔的医疗层面下,医务卫生局透过地区康健中心计划,集合不同医护人员和社工为市民提供疾病预防和管理服务。若当局能总结相关计划的经验,并将跨专业合作的理念拓展至青年精神健康服务层面,令有需要的青年可在同一中心接受跨专业团队的综合支援,或能减少青年寻求及轮候不同服务时的困扰。在轮候个别服务时,也可安排受过一定训练的职员(例如朋辈支援工作员)定期关心他们的近况,减低其不安和无助感觉。
至于职场的精神健康方面,现时香港的职安健法例并未如澳大利亚一样,有明确规定雇主在精神健康方面的责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和相关机构推出了《精神健康职场约章》(下称职场约章),推动雇主关注其雇员的精神健康。不过,有学者认为职场约章的成效有限,香港有不少雇主还未意识到当中的重要性。当局可以参考澳大利亚的经验,透过给予诱因和支援,协助企业为他们的雇员提供精神健康支援。
笔者期望政府推动不同专业界别、雇主和相关非政府机构协作,为受困扰的青年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并借此提升社会各界对精神健康的关注,照顾自己和身边人的情绪需要,建立精神健康友善的社会。
作者朱城锋是MWYO青年办公室研究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