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纪录片】台湾有政府补贴　内地导演不断找“码头”

华语纪录片节2016得奖名单出炉，得奖影片悉数来自中国及台湾。如果比较中港台三地的纪录片，说香港最弱，大概不会有人反对。香港一直强于商业片，孕育出不少港式风格的电影，而中国和台湾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又是如何孕育纪录片？两地纪录片导演面对的困境和机遇又有何不同？对于香港而言，他山之石或可攻玉。摄影：吴钟坤、李孙彤、采风电影、安乐电影、映像先验、网上图片、部份由受访者提供协力：采风

大陆导演惊讶台湾拍纪录片有补贴

比起中国和香港，台湾政府对纪录片的补助尚算不错，台湾文化部于2014年推出的“五年五亿纪录片行动计划 ”正是一例，当时身为文化部部长的龙应台强调“纪录片是社会的良心”。该计划旨在培养年轻的纪录片工作者，使纪录片不仅发挥社会功用，并能成为影视业的重要一环，具体措施包括提高纪录片补助金、补助映演院线、开拓新媒体放映渠道，及建立版权销售奖励机制等，把台湾纪录片当成品牌来做。同时，举办多年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更名为“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改为每年举办一次，由文化部委托国家电影中心设立专门的办公室主理。

傅榆坦言：“饼就那么大，能申请的当然是资深的为先，我这种就只能申请小小的。”但对比起中国来，她还是觉得台湾拍纪录片比较幸福：“大陆导演都很惊讶说台湾居然有补助。那些导演没钱也能拍片子出来，我们还在想分多分少的问题，所以专注怎样把片子拍好比较重要。”

没有政治审查　市场二字大过天

拿到了制作资源，把片拍好，可是有没有放映渠道也是个问题。台湾每年的纪录片产量大约两百部，但能在院线上映的只有十来部。根据傅榆观察，纪录片想上院线，有时候是一场“跟魔鬼的交易”，需要修改影片来换取上映机会。台湾已经走过了政治审查的时代，但纪录片能否在院线上映，还是要看市场的眼色。纪录片市场难以发展起来，傅榆强调是大环境问题：“看电影变成了娱乐”；沈可尚则回头审视影响工作者自身的责任，认为“台湾的影像文化还是做得不够”。

“为什么欧洲的纪录片工作者会过得比较好？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观众。看纪录片是想知道世界某个角落发生的事，而不是文艺青年的专利。有观众的话，电视台也会播放纪录片，使之成为观众生活的一部分，政府也不用补助。”沈可尚说：“有时候片子没人看不是因为比较高尚，而是因为不够专业。”

在中国拍纪录片　要不断“跑码头”

台湾的纪录片由官方和民间一同推动，造就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中国，纪录片同样获得官方重视，但背后往往带着官方意识的灌输。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说过，中国最早的纪录片是1920年代的新闻片，以政治宣传为主要目的。不论是30年代的国民政府，还是后来的共产政府，均有系统地制作政治宣传及教育之用的纪录片，一直到90年代始出现独立制作。

中国现在有上千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上海纪实频道和深圳纪录频道等。可是撇除电视台的成功例子，中国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却几乎都得靠自己。资深如徐童，或是在CNEX资助下刚刚完成第一部长篇纪录片的曾茜，面对的问题也大体相似。

中国导演很多时要自己找各式各样的“码头”，不论是商业机构、基金会还是发行公司，都要自己去碰运气。“有时也会透过身边的朋友找到投资电影的朋友，可是这个偶然性很强。”徐童说。

无时无刻在妥协

徐童形容，中国的纪录片工业极不完备，每次拍摄影片都是处于“一度没有资金，忽然又找到”的不稳定状态。独立制作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就必须要靠自己，参加提案是其中一种。提案共分两个种类，一类为项目类，如老人、环保等专题，机构有预定的议题；另一类则比较倾向文学性，多一点创作自由和空间。“准备进入一个体制之前，要分清楚自己比较偏向哪一类的做法。”

即便得到资金补助，有时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徐导演大叹：“不论做片子或什么事情，我们总是在不断妥协。”但是他坚持只能改细节不能改主题。

近年名声在外的中国纪录片比比皆是，周浩的《大同》、杜海滨的《一四二八》、贾樟柯的《东》等等。中国不少纪录片无法参加国内影展，更没有公映的机会，只好跑到国外的影展赢得个“名声在外”。虽然资金始终是一大困难，但导演们都强调放映才是他们最重视的难题，毕竟影片欲表达的讯息能“被看见”，才是纪录片工作者最大的心愿。随着新媒体兴起，中国导演看到了另一个可能。徐童便曾参与腾讯网站的放映计划，发觉网络世界更活跃，也相对没有那么多局限。

香港，我们的纪录片文化

不论在独裁政权下，还是相对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纪录片同样担当了观察社会的重要角色，甚至在十年、二十年后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近年香港虽有《音乐人生》、《争气》等本地纪录片在票房和风评上获得不错回响，但相较于邻近的台湾和中国，香港纪录片发展犹如处于婴儿阶段。

采风获资助　张虹：不用每事仅一两人做

傍晚时分，走入湾仔富德楼的采风电影，眼见五六名职员依然忙于“华语纪录片节”准备工作，而在背后指挥这一切的是采风电影总监张虹。华语纪录片节已举办多年，采风也每年开办“纪录片大师班训练营”，而近年，采风更得到利希慎基金资助，可以增加人手。张虹说：“如果你问我有什么转变，第一样感受到的反而是自己的身体好起来，不用每件事也只有一两个人去做。”

成立采风电影前，张虹拍摄的《平安米》和《中学》等纪录片作品在社会上带来不少回响。采风是香港少数专注纪录片推广的机构，在教育上也费了一番功夫，近年在不同地方举行“纪录片大师班训练营”，学员在8至9天的时间内接受导师指导，于不同地方寻找题材，如《大澳志》、《长洲志》等就是不同届的学员在训练营的拍摄成果，会在该年的“华语纪录片节”中放映。

“近年社会上所提倡的本土文化和身分认同是什么一回事？我们真正想去了解吗？近年不少年轻制作者只着重于眼前的社会大事，但其实有很多值得去拍的故事在等着我们。”

香港教育制度无法培育创作者

“训练营不缺有天分的学员，有不少学员如陈巧真、赛普拉．木塔里甫、萧彦瑜也在之后拍出中篇以至长篇的个人作品。”但张虹直言，以过往与年轻人乃至训练营学员的接触，都会引起她的疑问，为何学员普遍对历史的了解和批判思考如此不足？她说，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香港过往的教育制度，无法培养出创作者。张虹亦感叹，在学员的作品中也难以看到对事物有足够的沉淀和反省，只偏向一种感性和表层的理解，但制作纪录片需要极大的耐性和意愿去寻根问柢。“近年社会上所提倡的本土文化和身分认同是什么一回事？我们真正想去了解吗？近年不少年轻制作者只着重于眼前的社会大事，但其实有很多值得去拍的故事在等着我们。”

张虹没有多谈理论，而是着重于有意拍纪录片的人要学会对事物的好奇心和怀疑精神，形式反而是次要：“每部纪录片都像社会上的一面面镜，理应每一面都有它独特的角度，有些镜可以反射出事物的不同面向和深度，有些镜面本身是一片朦胧，观众也看不清，有些镜面有缺憾，早已裂成一片片。”

更多资金与支援　让纪录片走入大众视野

科技进步，拍摄工具更轻便，器材成本看似大减，但无法改变拍摄的一些本质问题 ── 一部纪录片往往需要用上数年时间跟随拍摄，需做大量素材和资料收集。

在香港，就算在电影业产量最丰盛的时期，纪录片也得不到大电影公司支持。香港没有如台湾那样的政府补助金，电影发展基金也从不将纪录片归入资助范围。10年前，以台湾为基地的CNEX成立，并以发展大中华地区为目标，协助出品和发行华语纪录片，更在台湾开设了一条纪录片频道。CNEX每年的提案大会吸引了两岸三地的纪录片制作人参与，受其资助开拍的香港制作，有张经纬的《歌舞升平》、《音乐人生》和黄肇邦的《子非鱼》等作品。

与中台两地比较，虽然数字上香港制作依然是少数，但CNEX HK经理麦婉雯指， CNEX并非以地区为目标，“而是根据收集到的提案来选出作品，提案大会除了有CNEX的代表之外，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纪录片监制和电视台参与，所以有些提案就算得不到我们的资助，也可能在这个平台上找到其他资金。”

CNEX在今年也开始与香港大学、香港国际电影节（HKIFF）和利希慎基金合作“香港纪录片拓展种子基金”（HKDI），正是针对香港的纪录片制作而设，为本地新晋纪录片制作人提供制作经费资助，以及专业指导和硬件支援。

另一方面，近年亦有非政府组织参与纪录片制作，如《争气》和《少年滋味》均是环绕NGO举办的活动而延伸出种种话题 ── 被标签成不良少年的年轻人如何透过音乐和表演追寻梦想，在复杂社会下成长的年轻人对前景又有何想法，诸如此类。从以上例子也可看到，香港纪录片在资金与支援上均有所增加，对纪录片生态当然不无裨益，特别是《争气》和《少年滋味》两部作品还得到商业发行，走入普通观众视野。至于长远的成效，则要留待几年后才能了解。

第九届“华语纪录片节”

一如过往，今年影展设有短片组、长片组及香港作品选，在太空馆、科学馆及The Grand Cinema共放映三十多部来自中港台的优秀纪录片，主题包括艺术、政治、宗教及社会等，并举行四场座谈会，邀请三地导演分享经验。时间：即日至10月16日查询：2540 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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