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85周年】张学良死前认错判日意图：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周日（18日）是“九一八事变”85周年，当年事件爆发处辽宁沈阳，响起防空警报，展开多项活动纪念。早上9时，千多名社会人士聚集到“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的广场，参加一连串纪念活动；当防空警报响起，现场人士共同宣誓“不忘九一八”并携手敲响“警世钟”。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发一枪，全数退入关内，是为“不抵抗政策”；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蒋中正（字介石）至今仍被污蔑为“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到底真相如何？在某些人指摘日本极右势力篡改侵华历史的同时，到底还有谁在歪曲事实、扭曲历史？
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九一八”不抵抗政策 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袭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史称“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与“七七芦沟桥事变”并称，被视为日本帝国全面侵华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抗日战争有所谓“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前者是从“九一八”算起，后者则从“七七”算起——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发一枪，把东北拱手“相让”日本，与“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守宛平城的吉星文团长奋起抵抗（抗日英雄吉星文其后官至中将，任金门防卫副司令，在1958年“八二三炮战”被中共炮火炸死）形成强烈对比。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张学良误判东北情势 晚年多次承认下令“不抵抗”
所谓“不发一枪”，后被时人称为“不抵抗政策”。这个“不抵抗政策”，正是东北军阀、时称“少帅”的张学良下令。张学良晚年重获自由之后－－即蒋氏父子已经去世、1990年台湾政要在圆山饭店公开为张学良庆祝90岁生日庆寿后、移居美国后，多次公开向各界（包括电视台、历史学家、报人、东北同乡）承认“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是张学良自己由以个人意志、个人判断下达，而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却为此背了好几十年历史“黑镬”，至今仍被篡改历史者利用——“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致使美丽而富饶东三省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3000万同胞糊里糊涂沦为了亡国奴”，这样颠倒是非的言论却仍在国内流传。
张学良回忆，“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张氏解释其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有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籍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
政敌攻诘污蔑 蒋中正“死猫”食足几十年
如此一来，“不抵抗政策”是由“蒋中正下令”此一说法从何而来？这个“黑镬”，最早见于“倒戈将军”、西北军阀冯玉祥在1947年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作为蒋中正的政敌，冯玉祥咬定“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采不抵抗决定，“只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然而，正如张学良在晚年获得自由、长居美国之时多番强调，是他本人“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张学良亦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之说法，直斥其为“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据东北军将领、其后投共的何柱国回忆，9月12日，蒋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曾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事实又是为何？
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张之宇）：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在于凤至（张学良原配妻子）手中，全说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蒋中正日记》可信性学界公认
“九一八”之时，蒋中正身在何方？如今藏于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蒋中正日记》为蒋中正之私人日记，被学界广泛认为极其可信——蒋中正连自己想去嫖妓的事亦有写下，谓“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矣”，是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藏；日记涵盖1915年至1972年，直至1972年7月21日蒋氏因手部肌肉萎缩症不能执笔为止。
根据《蒋中正日记》，张学良不可能如何柱国所言与蒋中正在河北会面——因为按照日记，9月12日蒋中正正于往武汉的船上；另外，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之说亦是成疑，因为当时蒋氏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根据日记，也不能证明蒋中正当晚就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且至今仍未找到所谓的“不抵抗电报”，再者，最重要的是郭维城是在1934才加入东北军。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不容青史尽成灰
事实上，蒋中正是第二天即9月19日才得知“九一八事变”，蒋氏在日记中写道，“闻沈阳 、长春、营口被倭寇抢占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我祖宗之子孙。如不收回东北，则永无人格矣”。虽说时人常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历史也确实常被当权者操弄；但正如南京大屠杀是铁一般的事实，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断不能一面指责日本极右势力篡改侵华历史，另一边为求于政权脸上贴金，却去扭曲、篡改伟大的抗战历史——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不容青史尽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