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忌辰】毛泽东去世四十周年:新左派的图腾与遗产

撰文: 黄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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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共开国元首毛泽东去世40周年忌辰,在他死后,中国从极左的思潮中走出,直至六四时达到天平的另一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思想界到国策,对于“左”与“右”均有所论争与转向。
改革开放的成就自然不少,但当中亦有各种阵痛与矛盾;“新启蒙”与“新左派”之兴起与再兴,自然受其影响。其中,“新左派”与所谓“自由派”一样,对于改革开放造成的各种分配不公与政治腐朽均有所批评,但二者对于其原因则有不同的演绎。而不少“新左派”均将毛泽东作为旗帜与图腾,以期争夺或许在官方眼中不太“政治正确”的合法性和正确性;又,习近平上台后曾有不少“尊毛”之言论,强调共产党人应拥抱毛时代的奋发向上与牺牲精神。
时光荏苒,纵使这张“高挂的脸”已经离去40载,然而毛泽东作为一种政治遗产与图腾,虽死犹生。

著名香港乐队Beyond有一名曲《大地》,曰“在那张高挂的面上,被引证了几多”--被指是描写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3年12月26日 习近平

本文主旨,在于探讨毛泽东作为一种政治遗产与图腾,在于阐述毛泽东过世40年之“剩余价值”--有关“新左派”之肌理和其精义与内部差异,非本文著墨处。

用中国新保守主义大家萧功秦先生的话来说,“从80年代到世纪之交的20年里,中国知识份子经历了两次思想分化,第一次是8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第二次是90年代末以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正是在这一思想分化的基础上,在当下中国的知识份子中间,在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与国内问题上,形成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三种不同的价值与思想倾向。”

作为当代世界中最重要的知识份子群体之一,“中国新左派”在 90 年代因为反对邓小平时代放弃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原理而窜起--新左派之研究课题重在后邓小平时期之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以及为求发展而牺牲平等原则,并呼吁对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进行批判性再评价以回应当前局势,其中包括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独立作家丘琦欣语)。

尽管中共宣称正在走“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但就好些“新左派”眼中,现今中国问题多多--著名新左派阵地“乌有之乡”负责人范景刚2014年在接受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蓝诗玲(Julia Lovell)教授时直指,“传承毛泽东思想必须与解决我们当下实践面临的实际任务相结合,致力于解决信仰危机、官员腐败、民权丧失、两极分化、道德缺失、社会不公、民生不保、环境恶化等问题,创造性地而不是机械地应用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遗体,如今在北京毛泽东纪念堂中停放,并以水晶棺盖之--毛泽东虽死,但对于毛泽东的利用/善用/再发现却是从未停止。

近年新左派有再兴之势

盖因种种政、经因素,中国“新左派”曾沉寂多时。惟近年薄熙来主政重庆“唱红打黑”,加上习近平上台后多次强调毛时代之牺牲精神,新左派有再兴之势--萧功秦在今年写道,“2015年国内新左派中的极左思潮,在社会群众中,甚至在一部分党内干部中有所擡头。他们中有些人本来就对改革开放不满,认为现在中央批评‘右’的自由化思潮,正是他们对中国政治施加影响的好时机。他们认为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民众已经成为‘被资本家奴役的奴隶’。”

“他们主观上似乎要表达为下层阶级​​讲话的道义责任感,然而这种责任意识却是建立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某些人公然认为,‘改革这么多年,我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老是强调创新,再继续创新,社会主义就没了,党干脆改名算了’。”

被认为是“新左派”的思想家(纵使他们有的并不承认、并不接受、并不喜欢此标签)如汪晖、崔之元、胡鞍刚、高默波等,还是如“新左派”意见领袖如范景刚、郭松民等,彼等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上皆从毛时代中“提炼”思想资源,以强化自身主张的力度与合法性--毕竟他们对时局的尖锐批评,如果没有毛泽东作“保护伞”,随时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萧功秦在14年前曾写有这样的一段话--“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用他们的话来说,‘毛泽东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充满了众叛亲离的悲剧色彩的探索,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后来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的思想理论的失败。他们还认为中国要走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萧功秦于文章又称,一位新左派人士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表达如下惊世骇俗的观点--“‘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著毛主席的道路、沿著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图为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周恩来与林彪等接见红卫兵。

习近平上台后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毛泽东

其实范景刚在2014年也把话说得很明白--“在他(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虽然力主复辟剥削制度的精英阶层不断地抹黑诋毁他的形象,但是在以工农兵大众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当中,他的形象与日俱增,不仅作为人民领袖的地位牢不可破,无人可以替代,而且他的神像被请进庙宇当做神来供奉,他的头像被悬挂在汽车里当做镇邪的宝器,他的画像被维权的群众高举著争取公平正义,人民群众自发地在清明节、他的忌日和诞辰日年复年一年地纪念他、颂扬他、学习他,这种文化现象说明了他是人民之神,他是公平正义的象征。”

“尽管我们的党这些年来不怎么提坚持毛泽东思想了,但是每当党和国家遇到重大危机之时,又会本能地使用毛主席留下的政治遗产和精神遗产度过危机,比如1998年抗洪救灾和2008年抗震救灾时全国一盘棋、党政军民齐抓共管、红旗招展、号角阵阵、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牺牲在先、群众被重新动员组织起来等等红色景观,这都说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应对危机的法宝,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定海神针。”

“在毛主席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存在著官方被动民间主动、官方消极民间积极的现象。这两年来(按:其时习近平上台已有两年),情况似乎正在起变化,官方渐渐地出现一些主动学习继承毛泽东思想的迹象。民间一直很积极地继承和应用毛泽东思想,而且相对比较主动,比如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一批集体村的存在和发展,2012年九月人民群众自发地高举毛主席画像反日保钓爱国运动的兴起等。”

“官方除了应对危机时被动继承和应用毛泽东思想之外,前些年重庆市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实践算是一种主动努力(按:就是指薄熙来治下的重庆),近来官方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和主张也体现了继承毛泽东思想的部分精神内容,比如强调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探索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业的体制和机制,丰富实现人民民主的渠道和形式等,具体实践情况还要继续观察。”

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在重庆先后两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图为毛泽东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祝酒致敬,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后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毛泽东,因此许多评论认为习近平崇拜毛泽东--就笔者来看,习近平是否“崇拜”毛泽东,只有习近平先生本人才能够知道;但就客观结果来看,“尊毛”与习氏强调“反腐”与“群众路线”相得益彰。事实上,习近平除了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整顿党风外,更多次到访红色圣地,强调中共的“红色传统”--甚至有人更认为在审判薄熙来案中,习氏没有对重庆 “唱红打黑”作政治清算也反映出新的最高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