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明末大流行的鼠疫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之际，美国也遭遇第二波流感侵袭，造成上万人死亡、超过1,900万人感染。传染病的大流行，往往让人感到恐惧，这次导致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至今依然众说纷纭。
其中有说法将矛头指向野味，认为是吃了野生动物后，导致其身上的病毒传染至人体。其实在明末流行的鼠疫也有类似情况，因为饥荒人们只好吃老鼠维生，进而导致鼠疫大流行。

过去，鼠疫这个存在于啮齿类与跳蚤间的人畜共通传染病，曾夺走许多条人命。鼠疫在传到西方以前，就已经在中国北方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曾于公元6世纪、14世纪与19世纪所发生的三大鼠疫，据学者研究都与中国有关，如14世纪在欧洲流行的“黑死病”，就是透过蒙古军队和商人从丝路传入欧洲。鼠疫是透过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所导致的传染病，致死率极高，在过去造成人类社会极大的危害。

每一次的大流行，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除了众所周知的黑死病外，明朝灭亡的原因也与鼠疫有密切关系。据学者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河北、山西、内蒙古）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

根据历史学、古气候学等学者们的研究，明末至清初（1600至1644年）时为“小冰河期”，这段时间的年平均温异常寒冷。异常的气后导致中国北方夏季干旱少雨，不仅影响人类的农业收成，也改变了当时的动物生态。

明末旱灾频发，导致农作物歉收，依靠人类庄稼为生的老鼠，由于身体吸收的营养不够，体质也跟着衰弱，进而更加容易寄生跳蚤。为了获取更有限的食物，老鼠迁徙范围愈加扩大，从而加强了病原体的传播。夏季异常的炎热让老鼠栖身的洞穴的相对温度升高，亦增加跳蚤身上的鼠疫杆菌繁殖。所以当旱灾过后，伴随出现的就是鼠疫大流行。

闹饥荒时，人类为了活下去，什么东西都能拿来吃。由于人们深知老鼠多有储粮的习性，灾荒之年常有民众会去挖老鼠窝，将鼠洞中的储粮与草籽搬回家中作为粮食，不过更多的是吃老鼠肉充饥的民众，在这个过程中就把老鼠身上的会致病的跳蚤、细菌与鼠疫杆菌通通吃下肚。

鼠疫除了潜伏期时间短外，患者还具有极高的传染力。鼠疫感染有3种：腺鼠疫、肺鼠疫与败血性鼠疫，其中腺鼠疫患者除了会头痛、发冷、发烧与疲倦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急性淋巴结炎”，通常是腹股沟与腋下的淋巴结会迅速肿大、疼痛，有高达9成的鼠疫患者属于腺鼠疫，在鼠疫当中是最为常见普遍。

由于明代尚未有现代细菌与血清等判定鼠疫的方式，因此只能从过往的文献记载得知患者的临床症状，如上述的“急性淋巴结炎”来判断文献中所写的“时疫”是否为鼠疫。如明代山西地方志《潞安府志．卷十五．纪事》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大疫。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可见当时山西长治的“腋下股间生核”，即是鼠疫所导致的急性淋巴结炎症状。

腺鼠疫因为外观明显，明代也用不少别称来代指鼠疫，如万历十年（1582）在山西沁州（今山西省长治市沁县）扩散的鼠疫：“天疫流行，俗名大头风，有一家全没者”，用“大头风”代称鼠疫，这是因为腺鼠疫患者的颈部或耳后的淋巴结肿大的别称。

另外，崇祯十六年（1643）的记载，又用了其他名称来代指鼠疫，如在顺天府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称：“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疙疸”（现在一般写作“疙瘩”）也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饥荒时期吃老鼠，是为了存活下去不得已的办法，但现代社会繁荣，衣食无虞，早已无吃野味的必要。与其说吃野味能强身健体，不如说是出自于炫耀的猎奇心理，让他人知道自己吃过各种稀罕的动物，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可惜人们总是健忘的，没有在过去的SARS病毒中学到教训，因此在这次肺炎疫情后，除卫生监管部门应彻底杜绝野味的贩卖，人们也该从中吸取教训，改变饮食习惯，避免下一次的新型病毒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