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超长工时害苦港人 凝聚力量促标准工时立法
劳工及福利局上周二（6月13日）公布“合约工时”方案，港府设立标准工时委员会研究标准工时问题，最后却变成货不对办的合约工时，这个充满着港式“黑色幽默”的荒谬结果，正好突显港府的无能，以至本港商界仍停留在工业社会的落伍思维。当全球发达地区都透过产业、科技革新提升生产力，香港仍如第三世界般不断搾取劳工的工时。对如此不堪的合约工时制度，一向自诩重视劳工权益的各主要政党，对是否反对合约工时应该有明确的交代。
现届梁振英政府任期届满前的三个星期，当局终于就劳工的工时问题交出答卷，经过接近五年的研究，讨论经年的标准工时议题最终却沦为合约工时，虽然坊间的议论，大多围绕以1.1万元作为合约工时制度的划线是否合适，以及是否应该提高划线等，但斟酌这些旁枝末节实在毫无意义，因为合约工时制度本来就是偏袒商界、敷衍社会大众，对处理香港雇员工时过长的问题无济于事。
因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合约工时，美其名由劳资双方以书面形式订定工时及超时补水建议，政府则为多个行业的工时、补水安排提供参考建议，但任谁也知道，香港职场上的劳资关系并不是一个对等的“双方”关系，而是由雇主一方独大，特别是对一些本来就没多少议价能力的普罗打工仔、尤其基层雇员，只是被动的一方，所谓“劳资双方”共议工时、补水的结果，实际上是资方说了算，劳方没有发言权，这亦是造成目前香港打工仔工时“世界第一”、无偿加班成为常态的底因。
故此，所谓的合约工时制度，只是将雇主在工时问题上予取予携的实况，透过一个看似“有商有量”的制度包装，将不合理的现象试图合理化。所以，继续在合约工时制度的技术枝节上兜兜转转，回避政府透过标准工时立法，就劳工工时问题作明文规管的责任，根本是浪费时间。
事实上，政府成立标准工时委员会，却交出一个货不对办的合约工时制度，正正反映出现届政府在保障劳工权益上的颟顸无能。要知道，其实对于类似问题政府早有先例可循，根本不应再花时间行冤枉路。在2006年开始，当时的曾荫权政府曾经推动“工资保障运动”，针对基层工种薪酬严重偏低的情况，由政府对清洁、保安等工种提供薪酬水平建议，“鼓励”商界依从。但对于这些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薪酬建议，要求商界参照根本是一厢情愿。在虚耗了几年光阴之后，政府在2010年终就法定最低工资完成立法，在法律的明文规管下，基层劳工工资严重低企的情况，才出现了一些改善。
虽然“工资保障运动”的失败教训在前，但在参选时打出捍卫基层权益旗号的梁振英，却重蹈了曾荫权的覆辙，以为在劳工工时问题上，政府可以保持距离、毋须“落水”。若非他不知民间疾苦，对香港的职场实况天真得无可救药，以为商界会乖乖地听从政府的建议，就是他根本对当前香港打工仔的苦况无动于中，赤裸裸地向商界的既得利益者，出卖香港380多万就业人口与其家人的利益。
梁振英与商界就工时问题如此冥顽不灵，背后涉及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香港的政府也好、商界也好，以至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虽然他们活在2017年，但其心态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的工业社会年代，“厂佬”思维根深柢固，以为只要向打工仔挤压出更多的工时，就会有更高的生产力，一如当年的车衣工人一样，只要着他们不停加班、拉长工时，就可以多缝几件衣服、多卖几个钱。但香港已不再是当年的工业社会，而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知识型的经济体，是一个人均GDP超过四万美元的经济发达地区，当不少同级经济体不断透过产业、科技的革新，以至大量运用互联网与各种新技术，从根本上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亦为打工仔的工作量减负，促成真正的劳资双赢，更实实在在地提升整个经济体的竞争力，但香港的“厂佬”们却未有与时并进过。
其客观结果，就是香港虽然表面上发达、进步，甚至有国际机构将香港的竞争力评为世界第一，但代价却是香港的工时甚至较一些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不堪。例如有调查指香港的雇员每年工时高达2,606小时，较新德里、孟买、雅加达等新兴地区更长，被香港视为追赶对象的纽约，雇员每年工时只有1,847小时，至于以工作过劳“闻名”的东京，工作时数亦只是2,055小时，而人均GDP较香港高出超过一倍的卢森堡，雇员工时更仅为香港的65%。如果以香港商界的“厂佬”思维，香港经济若要进一步提升，赶上更先进的地区，到底还想从打工仔身上挤压出几多工时？
这种“厂佬”思维，很多人将之美化为刻苦的“狮子山精神”，但实际上只会将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推上绝路。因为其背后的“成功”方程式是依赖两大元素，就是整体劳动人口增长，继而在劳工身上搾取更长工时，转化成更多的生产力。但香港雇员的工时已是世界最长，不管“厂佬”们再如何挤压，雇员能挤出的工时已经无几；更关键是根据政府推算，香港的劳动人口将在2018年见顶，意味可供雇主压榨的就业人口将会不断减少，若香港商界以至政府不再求变，对产业、科技革新懒懒闲，继续将过时落伍的“厂佬”思维奉为圭臬，至于如新加坡等对手，甚至一些香港人过往瞧不起的内地城市，透过不断变革驱动生产力的根本提升，在激烈的区域以至国际竞争下，被比下去的香港还有什么自信自满的本钱？
因此，虽然政府以至商界都视合约工时为香港这个“自由市场”的最好安排，但必须要问的根本问题是，政府与商界千方百计维系香港的病态长工时状况，对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到底有何益处？这不单将香港的经济发展推向倔头路，普罗香港人要为工作牺牲生活与家庭，市民面对政府的冷漠、商界的苛索，怨怼只会日积月累，为整个社会埋下更多不稳因素，这样的“最自由经济体”、“竞争力世界第一”称誉，对饱受超长工时煎熬的广大市民来说，是一个无上光荣的桂冠，还是带来无尽苦楚、不要也罢的荆棘冠冕？
这个问题正是工时争议背后的深层次矛盾，但另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当政府将合约工时方案提交上立法会审议时，各个政党应否“袋住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各个政党应先抚心自问，他们从政的初衷到底是为谁而打拼，是为了维护政府颜面、为了保障既得利益者，还是一心为香港社会的整体福祉而努力？
对此，各个泛民政党的表现可说是令人失望，一些泛民政党虽然大力批评政府推出的合约工时方案，但是其炮轰的目标却是梁振英本人，狠批他“走数”，但对工时问题却欠缺深入的探讨，令部分市民觉得工时问题又再沦为另一场“泛民VS梁振英”的政治口水战。
但更加需要向公众交代的是建制派政党。因为在现时的议会势力分布下，占过半数议席的建制派对合约工时是否获通过起到关键作用。不难预视，建制派中的亲商界功能组别议员对这个形同虚设的合约工时制度势必大力支持，故最应注视的，是建制派中一些民选议员，以至声称支持工人利益的议员的取态。
作为建制派第一大党，亦在议会中最多议席的民建联，至今仍对合约工时问题采取近乎回避的态度，但对于这个攸关社会重大利益的大是大非议题，如果民建联以为低调以对就能蒙混过关，就是彻彻底底的失职。一众民建联的议员，应该就工时问题作出清晰的表态，反对合约工时制度，运用其政治影响力督促政府启动标准工时立法，莫再蹉跎岁月。
至于建制派中声称代表工人利益的工联会，就应该遭到批评，因为该会荣誉会长郑耀棠过往曾说过绝不接受合约工时，但如今却公开支持方案。虽然其党友为他辩解，指他作为行政会议成员要与政府立场统一口径，又指工联会反对方案。但过往工联会议员对劳工议题的投票取向确实反反复复，如一边宣示支持男士有七天侍产假，到投票时却令有关议案被拉倒。工联会对工时问题的实际取态如何，有待工联会五名立法会议员，拿出政治勇气以及对劳工阶层的承担，对合约工时投下否决票。
当然，否决合约工时并不是最终目的，至为重要的是正式启动标准工时立法，为深受长工时困扰的广大市民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工时保障，还香港人应得的加班费，以至实现更理想的生活平衡，并借此倒逼政府与商界认真面对产业与科技的改革。如果泛民主派与一些建制派议员，能为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放下党派成见，联手促成此事，势必有足够政治能量推动标准工时立法进程。而候任特首林郑月娥亦必须思考，到底是要在市民的冲天怨气与庞大的政治压力下，才“被迫”处理标准工时立法，还是主动地联合各个党派，展现施政魄力作出最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抉择。她就解决工时争议要如何取舍，将是能否以实绩展现施政新风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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