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让世界重新开放起来

内地上星期日（1月8日）通关后，首五天出入境人次逾二百万。亚洲国家率先再次见到不少中国游客的身影，泰国更由副总理在曼谷机场欢迎首批重临的中国旅客。泰铢踏入新年以来抢高超过三个百分点，亚洲新兴货币普遍看涨。高盛更因为中国早于预期重新开放，估计欧元区今年度可以保持增长势头，避免陷入经济衰退。

内地重新开放，对中国经济以至环球经济都是好事，对中国人以至外国人也是好事。简单如几个中国人去泰国旅行，先是航空公司有生意，旅行社也可能受惠，然后是泰国的酒店有客入住，零售商户的货品也能够卖得出，还未算上游客所得的观光体验和心理好处。而中国对外通关也不只是内地人出行，外国人也可以自由前往中国旅行，游览名山大川。开放旅游本质上就是互惠互利、经济共赢的最好例子。

政治压倒经济的不幸

但在中国重新开放的此际，日本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提交新冠检测阴性证明，入境后亦要再接受核酸检测，并限制航机只能使用东京成田、羽田机场、大阪关西及名古屋中部四个机场。韩国亦不遑多让，同样要求从中国入境的旅客出示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入境后要进行核酸检测，以及航班只可使用仁川机场。入境防疫政策当然没有问题，但日韩的措施唯独针对中国旅客。而即使是日本官方的统计，中国开关前后前往当地的游客阳性比率只是约三个百分点，数字比起香港放宽至“0+0”前的抵港旅客阳性比例还要低。维持着只针对来自中国旅客的防疫要求，无疑是科学为名、歧视为实，赔上两地民众的正常交流以及经济活动。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人是在日本消费最多的游客群体。而日本在经歴日元贬值至三十年低位之后，去年10月重新对游客完全开放，正值最好时机借着便宜的汇价吸引游客，透过复苏旅游业以振兴经济。但此际日本不但针对中国游客，首相岸田文雄更与英国签署防务协议，准许对方在日本部署军队，毫无疑问地剑指中国。在大洋彼岸，美国众议院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审查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不久前才勉强当选议长的麦卡锡，带着要拉拢右翼政客以至两党主流支持的政治动机，明言对未来一个的重大担忧是美国落后于中国。不甘后人、力争上游是人之常情，但美国过去当然是有利可图才会投资中国，现在推倒合作甚至要经济脱钩，本质上跟日本针对中国旅客差无几，都是政治压倒经济。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合作必然比起对抗好。这是为什么在华关税的问题上，美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都支持减税，压抑物价通胀，纾缓民生开支。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却未必这样看，因为他们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既然认定了中国是不可信任的，并要以维持美国当前地位为目标，即使经济脱钩是损人不利己，他们也会在所不惜。由特朗普政府到拜登这一届的对华政策反复矛盾，举棋不定，反映的也是政治猜忌和经济合作两种思维的挣扎。当然总的来看，也是政治不幸地压倒了经济。

经济是最大的内政和外交

但不论是美国总统拜登，或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或是英国首相苏纳克，他们的最大政治其实就是经济。美国政府以及联储局这一年来，最大的任务就是尽快控制通胀，同时间避免经济陷入衰退。日本要走出失落的三十年，要逆转人才流失的趋势，也要应对少子化和人口老化的压力。英国更是不用多说，医护人员罢工，铁路工人罢工，最新连大学教职员也即将加入行列。这里所说的任何一个经济问题若是解决不了，都足以令民怨沸腾，甚至在下届大选中“票债票偿”。那么经济又怎不会是他们的最大政治？

从某一个角度看，拜登、岸田、苏纳克跟习近平、莫迪以至卢拉都是一样的，同样面对着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任务，同样要以此维系或者延长自己的执政地位。而且他们都可以透过彼此合作，不论是引入外资、出口贸易或是促进旅游，来实现更好的经济成果。所以在国与国、政府与政府之间，经济从来也是他们的最大政治。近代欧洲殖民海外是因为经济，美国克服大萧条而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国也是因为经济，冷战后长达三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也是由经济合作以及自由贸易所推动。

现在说“全球化”，好像显得过时。“脱钩”才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但就如歴史没有在冷战后终结，民主也没有因为特朗普已死，全球化也不会因为地缘政治或者新冠疫情而戛然而止。台积电在计划设厂日本，而且考虑进驻欧洲；比亚迪打算加快在印度扩张市场，甚至不排除到当地生产汽车；去年中国出口再增长七个百分点，达到近3.6万亿美元的纪录新高。政治上的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思维仍未结束，但经济上合作互惠的红利仍然存在，并且是克服政治歧见、求同存异的最重要基础。

要开放的不只是经贸旅游

事实上，政治分歧从来都不是放弃合作、恶性斗争的理由。美国不是因为中国改行了西方民主而与之建交，也不是因为苏联结束了共产统治而缓和关系，老布什在六四事件后更从未放弃与北京巩固关系。恰恰相反，愈多的经济合作，愈全面的接触和交流，才是化解政治分歧的关键。就好像中日民众不管因为歴史、政治或者疫情而有龃龉也好，当中国人到日本消费，日本人到中国观光，每一句招呼、每一个交流，都让彼此最真实地意识到歧视、隔阂、恶意是何等的不必要。

年终与岁首交接之间，秦刚接替王毅出任外交部长。他在卸任驻美大使之时，数算的是过去与美国各界多少交流，强调的是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非“你输我赢、你兴我衰”。展开新职，他高举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显而易见，中国外交不只以中美关系为核心议题，而且外交方针仍然都是一以贯之，以发展和合作来求同存异。秦刚首站出访非洲，谈投资、商发展，反映的都是经济合作为先的硬道理。

经济先行、政治次之的“吃饭哲学”，一些人看不起，认为低层次。他们自诩后物质主义，讲求的是崇高的政治理念。但即使在英国，伦敦人还不是要为着加不加薪的问题而要声嘶力竭？在香港，商户小店还不是要期待着通关，游客重临，以恢复生意？中国重新开放，游客往来可期，提醒着我们经济的重要，交流的可贵。而所谓“开放”亦不只是经济、旅游、贸易的开放，更加应该是思想上的开放，不抗拒差异，不惧怕分歧。在社会撕裂、政治纷扰不休的当下，通关其实有着非常深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