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暌违三年复通关 内外循环再出发
新冠疫情三年以来，香港与内地虽然只是一河之隔，但一直实行着入境检疫政策，长的时候十四天、十四加七天，短的也要七加三天、五加三天。不管如何，在集中隔离和居家检疫的要求之下，两地许多人因此没再北上南下。有人三年未曾回乡探亲，有人因为工作而要长时期远离家人，超过二万名跨境学童只能网上学习，甚至有人未能赶及见亲友的最后一面。相对而言，三年未能南下消费或者北上游玩，已经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特首李家超星期四（5日）宣布重开港澳码头、中港码头、文锦渡和落马洲支线，三个陆路口岸北上和南下每日分别可多达五万人之后，网上预约的反应踊跃。一日之内，香港超过34万人网上预约出境前往内地，大部分农历新年前的预约满额。最受欢迎的是年廿九，然后是年廿八和年三十。即使是开通的首日，预约限额也用了大约一半，意即超过二万人在公布通关后短短三天内决定动身北上。考虑到内地和香港每日仍然新增大量新冠个案，两地民众过关北上南下的意欲可谓炽热。
通关不是回复而是开创
对于通关，不只市民翘首以待，政府官员亦寄予厚望。李家超说，“提振经济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而且海外国家人士亦会通过香港而进入内地，令“香港再活起来、动起来，在国际舞台再发放异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通关“将对本港的出口、旅游、零售及餐饮业等带来更大的支持”；商经局局长丘应桦和财库局局长许正宇分别指出，通关令“厂商或中小企能够回复‘面对面’的商贸往来”，以及“有助更高效连接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并提升业界对内地客户的服务”。就连公务员事务局、民政及青年局、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劳工及福利局等也一致地指出，通关对相关范畴能带来重大裨益。一时之间，香港好像再没有不繁荣、蓬勃的理由。
但是任谁都知道，三年新冠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模样，由经济模式到社会活动，新冠前后都起了显着变化。就好像商务线上会议比以往更是常态，不少企业干脆不租用办公室，线上购物也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的生活习惯。就算拿旅游来说，内地经过超过两年的就地过节之后，如今即使放宽了防疫限制，会否也与新冠前的出行习惯已经有了不同？在内循环的经济格局下，内地的商业活动相信亦已经起了变化，香港也得调整定位以确认商机。通关的确能够恢复两地人流，带动物流和资金流，但两地的交流肯定不能是简单地回复新冠疫情以前，而是要走向新冠疫情以后的新模式、新常态。
更何况疫情前的两地交流模式，本来就需要革新、转型。在接近廿年之前，香港与内地签订《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自由行政策带动了香港的旅游业和零售业，令香港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提振。但自由行旅游缺乏向高质量方面的发展，不但令香港旅游业和零售业趋向单一，竞争力日渐落后区内城市，亦衍生出水货问题，直接影响了居民生活。及至2015年“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情况才得以改善。如今香港与内地恢复通关，但通关不但不是另一次《CEPA》，让香港可以“躺着”便能繁荣、蓬勃起来，我们更加须要从《CEPA》的经验中学习，用好两地的交流来推动香港发展，而非再次在安逸中落后于人。
不是被融合而是引领大湾区
事实上，早在2017年香港社会仍在纠缠于梁振英落、林郑月娥抑或曾俊华上的时候，中央政府已经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合作，制定城市群发展规划。林郑月娥虽然在就职典礼致辞上提及“粤港澳大湾区”，表示要“用好香港的优势，抓紧国家发展的机遇”，并在同日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但五年下来的进展有目共睹。用于发展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落马洲河套区花上五年也未见落成，甚至闹出沙岭殡葬设施的争议，折射出香港政府对于新界北、与内地毗邻的周地缺乏策略规划思维，直至林郑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才提出北部都会区的规划概念。
虽然香港未见积极，但大湾区始终不是香港被规划、被融合的政策。大湾区九个城市加起来人口超过八千万，经济生产总值接近二万亿美元，对于香港的发展绝对是百利无害。虽然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香港跟澳门、广州和深圳一同被列为大湾区特核心引擎，但香港的人均GDP、第三产业占比、出口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皆抛离其他三个城市，由香港牵头引领大湾区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当之无愧。问题只在于香港政府是否有宏观的视野，以及所需要的战略蓝图。
相比之下，粤、澳均比香港积极和进取。深圳市去年已定下目标，2025年要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城市，而且上市公司要突破六百间。另外，他们亦不满足于已有的万象城、壹方城等大型商场，正在建设世界级地标商圈，将加快福田中心商业区、后海超级商业区和罗湖核心商圈建设。
协同发展的香港是内外循环接点
我们应该庆幸的是，香港与粤、澳从来都不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对手，大湾区的意义在于互相助力，共同受益。澳门与珠海共同发展横琴，就说明了不是澳门赢而珠海输。香港与深圳在河套区和前海的合作，同样应该令两地共同得益；霍英东早年已经投资、广州与香港合作接点南沙，也是如此。香港的大学能够进驻大湾区，为其他八个城市带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反过来他们又能提供科研、生产的重要力量，补充香港经济高度金融化的局限。
香港虽然是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跨国金融企业的亚太总部所在，但经常被拿来比较的新加坡，也得到苹果公司、微软、Alphabet等科技巨企落户。但若然我们加上了深圳的创科优势，大湾区其他七个城市的人才和消费人口，香港以至大湾区要雄霸亚太区，又怎会是遥远之事？问题是现在大湾区仍然在建设阶段，尤其是香港与粤澳八城的合作有名而无实，前海未发展起来，河套区十画未有一撇。香港仍然是七百万人、只得金融和专业服务优势的香港，而未成为有深圳创科、澳门度假、广州先进制造业加持的香港。
香港特首位列国务院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李家超上任后又成立由他牵头、统领司局长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但除了司局长把“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挂在嘴边之外，我们未见有具体战略部署。对于国安案件的外聘律师问题，特区政府没有善用机制和法定权力应对，代价是要中央再作解释，牵起一阵波澜；但对于大湾区建设、香港的经济内外循环，特首再不定下具体目标、拿出实际策略，代价就是七百万人的发展机遇和生活水平，甚至是社会动荡的药引。李家超政府不但没有蜜月期，通关更加不是可以淡定、乐观的“冲喜”因素。恰恰相反，在人流通、物流通的新阶段，香港政府再没有任何理由不推进转型发展，并且凭着独特的对外开放的国际城市地位，成为大湾区以至全国外循环的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