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民主必须追求良政善治

中共“二十大”选出新一届领导层之后，外界把重点落了在所谓的派系斗争，金融市场反应尤其明显。但若然跳出西方视角，“二十大”在酝酿人选时不搞“划票打勾”，而是透过谈话推荐，其实是要找出真正能改善人民生活、服务人民的领导者，尝试将民主的真实性、有效性发挥出来。

五年前的“十九大”起，中共已强调不搞“大会海推”、“划票打勾”，代之以深入的谈话调研筹组新领导层。这是因为中共认为不是得票愈多，便一定愈勤政爱民。现居要职、现任领导的，也不是“铁椅子”、“铁帽子”。筹组过程主要根据人选的政治表现、廉洁情况和事业需要，“能留能转、能上能下”。

“二十大”政治局委员不只官僚体系中久经历练，约三份一人在经济和工商管理方面亦有突出表现，四份一人为科技专家。位列政治局常委第二位、仅次于总书记习近平的李强，很多人只看到他今年初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强硬封城的一面，但他在主政温州及浙江省时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和技术发展，促使浙江成为了数码之城，是无人商店、人工智能服务的主要实验区。

选举不保证良政善治

中共的领导人产生方法显然与西方主流的选举式民主并不一样。相比起选票，中共更着重治理成果，甚至以此建立执政的合法依据。包括在内部的反贪腐治党，在经济发展及现代化上的成绩，都成为了中共体现管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之一。以选票作为合法性来源的西方，其奉行的选举式民主近年反而屡屡受到挑战。英国保守党最近的乱局，正好反映了选举与民主、民主与治理之间的落差。

卓慧思虽然不是经英国大选而成为首相，但至少也是保守党党员普选所产生，不能说她没有民意授权。而且在西敏议会制中，人民从来也是选党而不是直接选领导人，卓慧思掌管唐宁街可是依足既定的程序公义。然而，得到选民的支持并不代表卓慧思有能力做好职责。她当初能得到保守党内大多数基层党员的支持，只是因为不少人不喜欢苏纳克，上任后更因为推出“迷你预算”而尽失民心，引发经济信心危机。

民主被简化　政客如过客

相反，当初得不到多数党员支持的苏纳克，反而在卓慧思宣布辞职后取得了多数保守党议员的支持，能够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成为党魁，并在上周二（25日）接任英国首相。他未经任何选举而成为领导人，但也不一定代表他没有管治能力。这当然要由时间验证，但至少目前看来政商界对这名非选举产生的领袖有一定信心。

西方的选举政治无疑有其优点，邱吉尔便曾言“民主是除其他制度之外的最差制度”。它可以确保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和政党不能长期在位，特朗普、约翰逊等政客便是例子。但西方民主只集中于防止专权，几乎完全忽视了如何选出善治的领袖。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换走了特朗普和约翰逊，根本不保证可带来良政善治。近年西方国家的政府普遍短命倒台，政客如过客般匆匆而过，正是西方只重选举形式，将民主简单地视为“以普选产生领袖”的方式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正视民主之乱的问题，恐怕现存的民主制度将继续陷在混乱，无法实现真正而全面的民主。

民主政府必须为民服务

英国这一轮风波背后亦牵涉到另一个深层次问题——放任式资本主义对民主政治的蚕食。放任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这个“无形之手”是最佳规管一切的理性，但“大市场、小政府”的管治模式近年流弊丛生。尤其是金融海啸以降，民众发现“无形之手”无法解决他们面对的很多问题，转而寄望政府行动。但过去几十年的放任资本主义已养成了“小政府”，突然间将管治这个重担放在政府和政客身上，反而令他们适应不过来。无怪乎西方民主政体对新冠疫情的无能为力。

相反，奉行社会主义的中共深信政府对经济、社会具有总设计者的责任。即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引入了资本与市场，但中央并没有任由市场控制一切，政府与官员仍然负起了管理的大部分责任。官员不是市场的看守者，而是主动规管市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制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因此中国不会容许金融海啸的发生，对于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亦能迅速而有力地回应。

归根结柢，因为中共认为民主不只是选票，也不只是一个产生领导人的程序，更不能是资本作主、市场作主，民主必须要真正改善民生，为人民解决问题。所以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党的领导和民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两者不能偏废，要确定合理的民主方式，完善考察办法，进一步提高民主质量和实效”。事实上，奠基近代中国的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包括了“民生主义”，要让人民平等谋生活、享幸福，而美国总统林肯也曾指出政府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亦即包括了为民服务。

香港政府要提升治理能力

反思民主并不是离地的学术讨论，对香港其实无比切身。回归以来，香港人长时间将政治改革与争取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等同，假设了只要双普选，香港的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甚至自动带来良政善治。但良政善治与是有否普选并没有直接关系，过去一直被香港人盛赞的港督麦理浩就是由英国政府所委任。相反，未实现普选，也不代表特区政府和立法会不可以解决经济及社会问题。现在香港未能与中央在普选问题上得到互信和共识，但我们仍然必须追求良政善治。政府是好是坏，视乎他们能否为香港人解决深层次矛盾，推动香港发展前行。

“二十大”过后，李家超政府上周五（28日）举办了“二十大”精神座谈会，司局长等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常任秘书长及部门首长等超过130人出席。李家超虽然提到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但要明白“二十大”精神，其中一个重点也在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民主质量和实效。我们希望政府领导官员能切实改善治理能力，真正做到“民享”及“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