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国泰裁员冲击经济　产业转型更见必要

上周三（10月21日），国泰航空集团公布重组计划，决定裁去约5,300名香港员工及停止营运旗下国泰港龙航空，号称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行动。按现时约390万劳动人口计算，有关决定起码会让本地失业率立刻推高超过0.1个百分点，况且，港龙结业将引发后续涟漪效应，导致更多公司关闭或解雇员工，加上防疫抗疫基金“保就业”资助计划下月又完结在即，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年底经济情况的担忧。

尽管如此，对于在过去一年饱受政治风波及新冠肺炎疫情煎熬的香港人来说，出现这种情况恐怕早就是大家能预计到的。真正的问题是，香港现有经济结构是否具备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增加就业机会的能力？如果香港不断有新产业诞生，自然不乏新的就业机会，即使某个大企业裁员，也不会显得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损失的工作职位可以轻易在其他领域替补回来，可惜多年以来，我们的体制只能够做到“坐食山崩”，完全欠缺透过发展新晋产业来增加就业的长远规划。

从这个角度来看，比起国泰裁员一事本身，社会各界其后的回应或许更值得我们留意。先有地产代理商高层公开表示欢迎航空服务界人士加入公司，并且随即更新招聘广告，加入“转换跑道”等专门面向他们的宣传字句；及后舆论纷纷重提希望加快推行“港康码”、“旅游气泡”等措施重振本地旅游业，俨然将其视作拯救香港经济唯一良方……连串反应给人感觉好像香港除了地产与旅游业之外，便再无其他主要产业，空中服务员被迫离职后，只能投身其中之一。

产业发展才有就业

2002年，时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财政预算案》的演辞中将金融、贸易及物流、旅游、专业服务列为本港“四大支柱”产业。需要强调的是，当时梁锦松对于“四大支柱”的描述为“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推动整体经济，促进就业”的重要高增值经济活动，可见，提出这些“支柱”是想刺激香港经济，绝非要如现在这样抱残守缺、强行维持既有产业结构，甚至为此窒碍其他行业发展或限制港人的工种选择。

就以今次引发社会关注的航空业为例，在《基本法》订明“保持香港的国际和区域航空中心的地位”和授权港府自行签订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前提下，香港老早就应该把握机会，积极推动培训本土机师，加强航空业竞争力，可是，连机场管理局在2016年成立的香港国际航空学院都没有提供相关机师课程，正好说明当局根本无意协助港人投入此一高增值行业中，遑论将之转化成为助益本地就业的新“支柱”产业。

当然，港府并不是没有过扶助“四大支柱”以外新产业的机会。在2009年，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在《施政报告》提出“走向高增值的知识型经济，维持领先优势，创造更多优质工作机会”，并且因应经济机遇委员会的建议提出文化及创意、教育、医疗、环保、创新科技、检测及认证“六大产业”，这对香港来说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借着它们启动本地产业转型改革，然而经历十年以后，却不见有多大成绩。

扶助新兴产业乏力

在这“六大产业”当中，文化及创意产业明明具备极大的发展潜力，其占本地生产总值比例起初甚至还略高于“四大支柱”之一的旅游业。无奈随着政府扶持乏力，这项优势终于在2014年遭到颠覆。但其实近年港人依然保有卓越的创作能力，去年反修例运动以来，黄、蓝阵营两边便抛出层出不穷的文宣产品，这些资源和人才若能够转去发展本地的文创产业，对香港的助益肯定要比让它们继续投入无谓的政治纷争为大。

作为“六大产业”另一成员的检测及认证产业，它的前景亦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表露无遗。不幸的是，同样由于港府无法有效推动相关产业发展，检测与认证业过往十年占本地生产总值及就业人数比例居然一直原地踏步。今年香港检测病毒能力远远落后于邻近地区，结果需要请求内地支援协助，才能进行大规模的全民检测，个中虽有当局谨慎处理与私营企业合作的考虑，但终归仍只能说是港府产业政策失败所招致的恶果。

而同属“六大产业”的创新科技产业，更是笑话中的笑话。至今尚未完工的落马洲河套区创新及科技园，从2007年列入“十大基建”以来已有十余年岁月，却长期被拿来充当港府支持创科产业雄图大计的证据。既然月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都特别提到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亦即此一问题很可能已经引起中央的关注，香港难道还打算在这方面蹉跎下去吗？

产业结构亟待转型

国泰集团裁员本身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客观地看，它就是一间扎根香港的大型企业不幸地遭到外部政治、社会因素影响而拖累生意，最终被迫作出一个艰难且打击本地经济的商业决定而已；日后随着环境转变，国泰集团很有可能会在香港重新聘请员工。不过，若它届时雇用的还是以外籍机师为主，并且仍然仅有少数学历及外观条件优越的年轻港人可以雀屏中选，成为其空中服务员，而其他求职者只能选择回去做经纪或导游，那才是真正可悲的事情。

一个地方没可能维持永远固定不变的产业结构，像是香港往昔赖以发迹的贸易及物流此一“支柱”产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例便从2000年的约四分之一，跌至2018年的不足两成；至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样曾经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近四分之一的制造业，去到2018年更加跌至仅得百分之一。上述数字足以提醒我们：产业结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而且这是一项在任何时期都要持续进行的任务，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地方的竞争力。

当今天在香港此一国际航空枢纽都会出现航空公司裁员及结业的情况，谁能担保金融、地产与专业服务产业的升势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如果大部份港人都只能选择经纪作为增值就业出路，香港谈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大都会？

为了应付未来潜在挑战，港府与社会都必须做好准备，制订长远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政策，别再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排斥必要的改革转型，唯有如此，香港社会和经济体系才不会再惧怕大企业裁员所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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