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港深竞合 共谱新双城记

撰文: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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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称赞这座城市只用了四十年时间便走完国外许多大城市花上百年才走完的路。从习近平所讲的“十项总结”和“六项使命”可知,中央不单肯定深圳的骄人成就,还对其全面深化改革寄望甚殷。可以预料,在中央优渥政策和天下英才的加持下,深圳将继续腾飞,这就不免令昔日的“深圳之师”香港处境尴尬。相信列席大会的特首林郑月娥与许多香港市民一样,不再感到香港被追赶,而是开始被抛离。如何帮助香港找回自己、重振雄风,与深圳各自各精彩,是热爱这个家园的人必须深思的。

深圳奇迹是中国从极左文化大革命教条中“解放思想”的产物。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便同意“中央可以给些政策”,在深圳落实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四十年过去,深圳经历了由粗放到精细、由山寨到创新、由对香港擡不起头到对香港自信的深刻蜕变。如今,中央甚至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说明只要踏踏实实做出成绩,中央便会给予更多空间和机会。

一河之隔的香港享有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其实比深圳多得多。根据《基本法》,香港除了可以发行货币、实施原有法律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财政独立,“高度自治”权不单比作为副省级城市的深圳大,甚至还在四大直辖市之上。任谁都明白,当你拥有大权,便需要妥善运用,但港府却有负所托,在住屋、教育、医疗、经济结构改革等范畴碌碌无为,既然自己把握不到,又怎能埋怨“被规划”?

(视觉中国)

制度傲慢窒碍进步 解放思想释放创意

长期以来,香港人有着很强的“制度傲慢”,这一方面源自昔日“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源于对比内地在毛式社会主义下的普遍贫困。但历史总是动态发展的,“解放思想”释放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单是深圳便厘清了学者郑永年所讲的市场与政府、政府与社会、发展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且实现了外部资本与内部资本的平衡。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社会主义,深圳在过程中成为资优生,并获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身份,承担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任务。

当然,这并不意味香港应该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正如毛式社会主义走不通便要改革一样,香港那种早不合时宜的“原教旨资本主义”也需改革。习近平说“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港官也懂得说“以人为本”,但当香港在住房、医疗、安老、教育、交通、劳工等深层次问题上存在明显弊端,我们又怎能继续掩耳盗铃,以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无敌的?与其故步自封,倒不如像邓小平那样“解放思想”,或像习近平那样“思想破冰”,让香港从改革中突围。

或许可以说,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正在进行一场意识形态较量,一方为社会主义的深圳,另一方则为资本主义的香港。较量将会分出高下,但要注意,这并不是你死我活的,而是要在较量中互相促进、互相借鉴,实现香港与深圳的共同进步。

(资料图片)

事实上,中央对港深有着很高的期盼。根据去年8月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央要求“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机遇,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整段无特别提及港深合作;而在今年10月11日出台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中,中央要求“推动更高水平深港合作,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文件将“深港合作”与“核心引擎”并排,可解读为中央善意提醒若要发挥“核心引擎”功能,需要港深合作。

从种种迹象可见,中央没有像一些评论所指,把香港抛诸脑后。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列席庆祝大会,以至习近平讲明“推动(粤港澳)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可见中央希望以积极视角实践“一国两制”,彻底摒弃昔日那种不相往来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一国两制”。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着眼点是“全国一盘棋”,不会巨细无遗地阐述细节,但他在庆祝大会上却有相当清晰的表态,包括“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某程度上,这是“港深同城化”的另一种表述,但要注意,“同城化”并非如一些人所讲的废除港深边界,而是要落实去年初《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所指,“坚守‘一国’原则,善用‘两制’之利”,借以突破城市之间的行政界限和保护主义,扩大香港的发展空间,为市民开拓更多机遇。

习近平(右三)出席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

港深融合成大趋势 助港突破发展瓶颈

虽然两地互动因疫情而大幅收缩,但这不会从根本上扭转港深融合的大趋势。香港应当在深圳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把握机遇,尤其要增强两地协调,促进人员、货物、资金和信息流动,借助深圳在创新科技、工业制造上的优势,启动香港的经济结构转型。习近平提及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正在深化当中,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却只是完成土地平整工程,在这方面必须由两地官员加强协作,如果进展理想,将来为香港青年提供创科出路,并不是天方夜谭。

这一切要成为事实,关键在于香港官员是否具备改革意识和行动。林郑月娥早前突然押后宣读《施政报告》,舆论认定这是要对接中央即将出台的“十四五”规划。长期以来,香港官员由于不谙内地管治文化,看不懂内地“红头文件”,错过许多发展机遇,如今港官可通过“十四五”规划了解国家发展大计,由内地部委指点迷津,其实不是坏事。在过程中,港府最重要的是,思考香港可从中获得什么,并善用自己在法治、金融、专业服务上的优势,与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加强对接,为死气沉沉的香港注入新动力。

自两年前深圳GDP超越香港后,网络上开始有人提及“新安县”。回看历史,港深两地曾同属新安县,后因鸦片战争而分开,香港先行发展,深圳则很迟才起步。如今深圳有后来居上之势,一些人认定香港毋须等到2047年便会遭深圳吞并,变回“新安县”。这种说法当然有开玩笑的意味,但折射出来的紧迫感却是真实的。我们不主张妄自菲薄,香港更非时不我与,不用坐困愁城。只要痛定思痛,尽快就香港未来制订中长期发展计划,并且“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香港绝对可以突破发展瓶颈,与深圳比翼双飞,各自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