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大湾区助港高升 基层福祉不可漏
中央在2月18日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除了阐释大湾区发展方针，还罕有地对香港作出具体的政策指引，推进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虽然在部分香港人眼中，《纲要》坐实了香港“被规划”的印象，但只要在融入大湾区的过程中处理得宜，对本港来说未尝不是重大机遇。必须切记，港府应摒弃不合时宜的管治思维，积极借力大湾区发展，推动本地产业升级转型，让社会大众雨露均沾。否则，可能重蹈当年CEPA和自由行只让商界得利、基层备受忽视，以致激化中港矛盾的覆辙。
这份“规划近期至2022年，远期展望到2035年”的文件，只把香港列为大湾区内各有分工的“四大核心城市”之一，对部分习惯了“香港独占鳌头”的本地人而言，这种定位多少令他们难以适应。然而，在大湾区发展大局中，香港其实仍可发挥不少作用。香港发展遇到瓶颈、澳门产业单一，内地则已告别粗放型发展模式，粤港澳三地目前正面临如何整合资源、加强协调的问题。在这方面，《纲要》指出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航空、法治以至全球商业网络等方面仍然具备一定优势，可为大湾区建设贡献所长。
单从统计数据来看，“香港”二字在《纲要》中出现了97次，澳门出现了89次，广州与深圳分别只出现39次与38次，而若仔细比较《纲要》对港澳两地发展规划的描述，不难察觉香港在大湾区的角色才是《纲要》要旨。《纲要》提出许多协助香港在大湾区发挥作用的举措，包括推动“深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等，旨在为香港开拓空间，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由区隔走向融合 一国两制新常态
这些十分直白、“帮你谂埋”的措施，反映“深港同城化”是推进大湾区战略的重要一环。正如上期《香港01》周报社论指出，“同城化”既非字面所指的两城“合二为一”，更不是放弃“一国两制”，而是为了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及运行机制，令市场、产业和基础设施一体化，通过资源共享和产业分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纲要》另一重要信息，是它揭示中央“拨乱反正”的决心。中共十九大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曾说，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源于中央授权，中央有权参与香港事务；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在2017年底亦表明，香港必须把握《宪法》和《基本法》、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融入国家”和“自身发展”等“六对关系”。不难看出，回归后一段长时间的“无为而治”治港路线已成历史，中港关系在国家主席习近平治下步入“新常态”。
基于上述脉络，与其说《纲要》是“大湾区规划”，倒不如说是“香港融入大湾区规划”，反映“一国两制”已由原先的“区隔”转向“融合”、由“消极”转向“积极”，以及由“被动”转向“主动”。
港府必须深思，如何让香港在参与大湾区建设时，沿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具体来说，如何在巩固“一国两制”的基础原则上，以本地利益为起点，寻求把制度差异转化为竞争力，让人员、货物、资金和信息加速自由流动，借力深圳在科研、创新与制造业上的优势，带动香港经济结构转型。事实上，香港在这方面并非毫无条件，例如习近平去年曾发出指示，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广州政府亦资助香港科技大学在广州设立研究院，这是对香港科研水平的肯定。香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具有一定竞争力，只是长年被忽视了。
忽视大众获得感 两地冲突再起
我们认同两地融合，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应该顾及香港整体福祉，而不是只让一小撮精英或者所谓“精明人”受惠。这正正是《纲要》令人忧虑之处—它没有直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教人担心大湾区建设最终只会又一次沦为“好心做坏事”。
香港经济在2003年受到“沙士”重创后，中央推出CEPA，让港货逐步以零关税优惠打入内地市场，内地服务业亦向港商开放；中央当年又推出“自由行”计划，刺激本港零售消费。在推动本港经济上，CEPA和自由行确实发挥立竿见影的效用，但这些“惠港措施”本质上毕竟只是“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另一方面，由于港府一味死守“自由市场”思维，导致CEPA和自由行在实践时出现偏差，前者的好处几乎由商界独享，后者则导致北区、大埔等地“逼爆”，严重影响民生。再加上当局对楼价高企、“㓥房”等问题听之任之，种种因素叠加，最终激化中港矛盾。现在回想，倘若港府当年摒弃不合时宜的“自由市场”逻辑，不再错误地把香港的发展绑在商界等既得利益者身上，而是大力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多元化，起码可以纾缓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市民的怨气也不会那么大。
香港无疑是大湾区的重要一员，在金融、专业服务、航运等领域拥有一定优势，但支柱产业竞争力下降、产业高度单一化、年轻人欠缺上流机会等结构性问题异常尖锐。虽然在参与大湾区发展后，香港的机遇有所增加，亦有望加速经济增长，但假如不能确保社会大众在这个过程中分一杯羹，本港深层次矛盾就无法缓解，而立意良善的大湾区战略，最终可能重蹈CEPA和自由行覆辙，重燃中港矛盾之火。从《纲要》公布后，社会上出现不少“大陆耗尽香港储备”、“大陆人抢香港资源”之类的言论可见，这种担忧不是危言耸听。
正视深层次矛盾 摒弃旧管治思维
毋庸否认，《纲要》承认香港在一些领域上的作用，但文件的主要基调，只是大湾区为香港拓展了发展空间。我们认为，假如要真正发挥香港的优势，那就必须重新发掘香港的竞争力，着力在本地拓展高增值产业与创造相关职位。如今“规划”已出，香港管治精英应该展示想像力和政治魄力，提出高瞻远瞩的措施，令大湾区发展为香港普罗市民产生更实在的“获得感”。
可是，港府明白自己肩负什么重任吗？我们早就批评，特首林郑月娥虽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及大湾区建设工作，但她只是宣布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督导委员会”和设立大湾区发展办公室，具体措施欠奉，仿佛在等待中央指派任务；反观广东省发改委早已编制《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和“三年行动计划”，把规划转化成具体行动，并确立时间表和路线图，借以检视成效。
林郑2月19日会见传媒时，强调特区政府积极参与《纲要》草拟过程，她本人亦不下十次亲自出席有关大湾区的论坛，包括金融论坛、科技论坛等； 上周四（2月21日）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宣讲会”时，她重申中央“基本上接纳了香港的意见”。然而，港府应该有哪些政策，如何立法，如何调拨资源，哪些人应该做什么准备，学校的教育与培训是否有需要改革等等，特首什么时候解释过？就以《纲要》中“探索再工业化”为例，香港如何“探索”，预备在短期内进行咨询或辩论吗？要知道，创科局成立三年多，相关产业政策如何为人诟病，大家心里有数。
我们要提醒特首，若她认为自己很多意见都获接纳，并因此自我安慰，那就太肤浅、太无知了。试问一份忽视香港深层次矛盾的《纲要》，谈得上是带领香港往积极的方向走吗？倘若大湾区其他城市借着这个国家战略振翅高飞，香港则继续受困于深层次矛盾中，普罗大众没有任何“获得感”，这会是全港市民想见到的局面吗？大湾区以创新推动发展，对香港来说，不仅经济结构要创新，执政团队也要有创新的头脑，必须改变顽固与陈旧的管治思维；中央在推动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时，亦应督促香港管治精英努力认识与克服深层次矛盾，切切实实推动本地产业转型，让全社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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