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大湾区如箭在弦 香港岂能自甘落后
中央将于日内公布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并于本周四（2月21日）在本港举行宣讲会，向外界阐释湾区发展方针。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曾经表明，大湾区可深化香港与内地合作，也是丰富一国两制的新实践。特首林郑月娥日前亦重申，一国两制将是大湾区取得成功的因素。我们乐见中央与本港主事者不忘初心，但更希望特区管治团队超越口号式宣传，采取切实行动，既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于金融与法治等层面的优势，强化本港在区域经济的龙头角色，也把握机遇推动本地产业转型发展，让市民真正享受经济融合的实惠。
香港无疑是大湾区的重要一员，在金融、航运、专业服务等领域比较有优势和国际声誉，但在产业高度单一化及支柱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两大掣肘下，对区域经济的重要性明显不如以往。香港管治阶层未能展示应有的想像力和政治魄力，提不出高瞻远瞩的规划，一众反对派则仍执迷于意识形态之争，盲目拒绝中港融合。这种局面存在极大风险，因为大湾区规划已成既定事实，香港若不积极应对，只甘于做“中介人”、乃至“旁观者”，最终只会失去自主地位，难逃“被规划”的命运。
中共向来重视政治符号的意义，是次宣讲会选址香港，说明香港仍具重要地位，但这只是点出事实的一半。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北京宣讲团首度赴港解释中央政策，其时《香港01》已指出，香港社会精英必须重新认识自身在一国两制下可如何作为，主动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掌握在手中。在大湾区，香港既属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一部分，也站在湾区走向国际的前沿，香港主事官员不但要认识两制之别，更要彻底反省本地长远规划，重新发掘香港竞争力；不但要改变一直阻碍发展的“积极不干预”施政方针，更要制定清晰发展战略和有效管治方式，方能在这种发展模式中争取主动，而不是被分派任务。社会精英亦须认清当前形势，提出对香港有利的创想，并积极参与推动。
港人若继续装睡 “被规划”将成事实
可惜的是，港府迄今并未提出任何长远规划和具体政策，也未能有效引领舆论，将湾区经济体的概念和发展设想传播给大众。港府目光如豆的表现，可见于去年港珠澳大桥开通后的“后遗症”。自2009年大桥动工，港府已知东涌是大桥人工岛的出口，但并没有未雨绸缪。结果，虽然通车初期吸引大批内地客访港，却因交通配套不周，大量旅客“逼爆”东涌，令当区居民怨声载道。这不只反映香港公务员缺乏应变能力，更反映香港政府根本意识不到大型区域战略在落实时，同样需要当地政策的配合。
回顾林郑月娥这届政府过去两年多的作为，虽然态度积极，但为香港求索与创造发展机遇时仍举步维艰，前瞻性和行动力远逊于其他大湾区城市。去年的《施政报告》虽有提及大湾区的建设工作，但只宣布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督导委员会”和设立大湾区发展办公室，并不见具体措施，只可说是行政上的应酬。不论是建制或是泛民主派政党，对大湾区也缺乏认知，去年5月，立法会通过一项无约束力议案，大意是：“本会促请香港特区政府以积极务实的态度，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显然纯属“加强交流”、“促进融合”的官式文章。
相比之下，不计早已开展的“广佛同城化工程”，上月底广东省发改委主任葛长伟已表示，编制了《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和“三年行动计划”，将规划转化成具体行动，并确立清晰时间表和路线图以检视成效。广东省省长马兴瑞提出了“东西两翼沿海经济带建设”、“建设汕头、湛江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等长远规划，以配合未来大湾区的发展格局。与本港相邻的深圳，上周也举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多项新的产业发展与基建工程同步上马。
在大湾区的整体布局上，香港与其他城市协调时须有明确的定位。本港的专业服务仍有相对优势，可以在“一带一路”上作为中外企业衔接的桥梁，但“一带一路”与大湾区发展不尽相同，前者是衔接中外，后者却是香港与内地发展衔接，若香港只是依赖传统优势服务业，未来遭迎头赶上的机会甚高。如果政府还不“觉醒”，社会的精英还不更积极参与，“被超越”和“被规划”就只是时间问题。当然，结果有好有坏，“坐以待毙”和“发咗达自己都唔知”都可能发生，但在周边地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前者的风险显然更高。
林郑曾表明，香港在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中不再是“联系人”，而是“参与者”，惟远见和细致内容欠奉。一如纽约和东京是所处湾区的龙头，特首理应认识到香港是大湾区的领头羊，在巩固优势产业外，更应提出创见，争取主导大湾区发展方向的制订，加强香港在各城市间的协调作用，在产业政策规划上更为进取，借此提升经济结构转型效益，解决竞争力不足的困局。
同城化势在必行 融合自主非对立
事实上，规划层层相扣，要扩充香港的发展潜力，让市民受惠于大湾区的融合发展，《香港01》认为，首要考虑是港深两地“同城化”。“港深同城化”是大湾区概念中对香港最有直接作用的，但过去政府、立法会及传媒甚少讨论，一来因这个词语本身容易令人望文生“异”，犹如政治禁忌；二来是官员和议员对大湾区概念均没有透彻理解和解读，难以引起舆论关注。可是，当大湾区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成为一个超越几千万人的共同发展大计，“港深同城化”也成为本港不可回避的议题。
“同城化”涵义究竟是什么？经济、商业合作？是前舖后居，还是文化融合？其实，将它狭隘地套入任何一种想法，都是肤浅的。整体而言，同城化的作用在于突破城市间的行政分割和保护主义，促进在经济、社会、环境、城市空间等方面协作规划、运行和发展，构建联合大都会圈，并透过创新、修改制度，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放在大湾区强调的协同效应层面上看，由于共同发展利益所系，港深两地未来在地缘经济环境上将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某程度上与“广佛同城”遥相呼应。
“深港同城化”其实不是什么新颖概念，但如前所述，它在本港却长时间因政治因素而未获重视。必须强调，同城化并非如字面所指是两城“合二为一”，而是为了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及运行机制，令市场、产业和基础设施一体化，借此共享资源和产业分工，提升整体竞争力。
对香港来说，与深圳同城化不等于放弃一国两制，反而是在保有独特制度优势下拓展发展空间。以欧盟各成员国的发展与规划为例，同城化可见于荷兰科尔克拉德（Kerkrade）和德国黑尔措根拉特（Herzogenrath）、丹麦哥本哈根（Copenhagen）和瑞典马尔默（Malmö）等例子，它们分属不同国家，但边界不设管制，人员自由流动，经济高度协作，而彼此所属国家的主权并没受到冲击。
回看港深两城，深圳去年的GDP达2.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居于亚洲城市前五名，虽说人均GDP与香港对比仍有差距，但比较两地发展势头，超越香港指日可待。深圳经济增长率大幅领先于香港，服务业的产值占比也日益高。可以预见，两地的实力差距将愈来愈窄。在此考量下，与其任由两城恶性竞争，不如尽早推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自大湾区规划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各城市的准备工夫如箭在弦，特区政府与本港各界精英必须注意到香港已落后于人。在寻找变与不变的新平衡点时，政府不但要巩固制度（如司法独立、高度自治）和传统产业优势，更要跨过政治阻力，认清经济融合的必要性并积极落实。推动同城化便是在保持一国两制的大原则下，以本地利益为依归，尽量把制度差异转化为竞争力，减低区隔，让人、货物、资金和信息加速自由流动，借深圳在科研、创新与制造上的能力，促使香港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才是“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应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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