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什么才是值得我们引以为傲的公务员？
香港市民和社会精英是时候抚心自问，当我们在高谈阔论政治制度的时候、当我们对某些政治人物尽情数落的时候、甚至是开怀耻笑大陆官场的腐败，认为它已经到达体系崩溃的边缘时，香港的公务员体系是否同样是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隐忧？
香港社会对公务员有著独特的情意结。一般情况下，市民都感觉公务员效率高，专业性强，而且都是“叻仔叻女”，对高级公务员尤甚。“事实”是否如此已经不重要，“感觉”才是关键的。在政治动荡的今天，大家多凭“感觉”判断时事，“跟著感觉走”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更何况在一个如此喧嚣的社会，公务员偏安一隅，其问题就更显得无暇顾及。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务员队伍时，却发现问题重重。
公务员问题：偶然还是必然？
相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香港公务员无论从廉洁度还是专业度上看，确实算是不错的队伍，这一点我们都能认同。然而，相对于香港目前面对的现状，香港公务员队伍除了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的问题，例如官僚主义，也有自己独特的遭遇，评价起来就显得不容易。
过去二十年，香港在经济上乏善可陈，阶层冲突明显，政治前景模糊，市民生活拮据，年轻人感觉无望，但就是在这个时期，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公务员体系却不断爆出问题。前有曾荫权和许仕仁事件，不少高级公务员从离职转投商界，让人很难不怀疑背后是否存在冗长的利益输送链条。现在，又有冯程淑仪和丈夫冯永业涉嫌贪污的指控。加上特首梁振英与其他问责官员无时无刻不发生各种让市民揪心的状况，一系列问题引发的社会焦虑可想而知。
从公务员出身的曾荫权成为特首，宣示“打好这份工”开始，公务员在香港社会的地位登峰造极。所以，当他成为第一位被廉政公署调查的行政首长之后，香港人确实有种被“打了一巴”的感觉。案件既冲击了香港的廉政传统，更玷污了公务员的光环，等于是给香港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抹了黑。人们或许会质疑，公务员系统的问题究竟是偶然的，还是一直以来只是被人忽视，其背后是否如实反映了人们经常强调的香港社会深层次结构矛盾？最近发生的冯程淑仪事件，正如许仕仁贪污案一样，再次凸显了政府官员和商界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将“官商勾结”重新摆在了人们面前。
当赚钱成为唯一标准
冯程淑仪和冯永业是传统公务员队伍中的佼佼者，他们夫妻两人可以说完全代表了港人眼中的“成功”，既是公职收入丰厚、位高权重，而且甚懂得投资理财——至少在房产交易中屡创佳绩，利润数以千万计。然而，就算这样，他们两人仍可能以身试法，在房产交易中贪图不当利益。试问，这纯粹是贪婪，抑或是无知，又或是傲慢到蔑视法律的程度？人们应该如何解读？真实的原因，我们需要等待进一步调查，甚至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但从目前已公开的证据分析，二人的贪婪和傲慢或许是其犯错的直接原因，而官场的恶习、陋习则提供了滋养的生态环境，香港社会的“叻仔叻女”文化很可能就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根源。
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滋生陋习？在冯氏夫妇这事件中，引发我们思考的起码有两点：第一，是“唯钱称王”的“大环境”，也就是香港社会对赚钱的狂热“尊重”，赚钱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所有人都鼓励赚钱。当道德不构成约束，法律规范便沦为只是一项“挑战”，它只不过是在测试你的能力，如何合法地规避法律规范也成为了“高智商”的体现。公务员跨出围著官员的红线就变得“顺理成章”。第二，是公务员系统的“小环境”，他们的工作既掌握了大量资源，更与主导社会事务的商界有著错综复杂的牵连，两者之间互动频繁。当商界和官员同属“上流社会”，赚钱又是值得鼓励的共识，即便官员能够控制来自金钱的诱惑，但作为官商之间的“友谊”而进行朋友间的相互“照顾”，继而将道德底线稍作让步也就显得“情有可原”。信奉“高薪养廉”的香港社会，现实中却看到了相反的结果。退休公务员频繁加入商界，令人不得不怀疑两者之间背后有什么讳莫如深而不可告人的利益关系。
“叻仔叻女”文化的劣根性
香港人过去一直信奉“叻仔叻女”。“醒目”是香港的市井文化，不论是无线电视节目中的“阿叻”陈百祥，或电影《赌神》里的“刀仔”刘德华，都无时无刻不在市民精神里灌输投机取巧和“博懵”的生活手段，醒目或市井都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观，原本略带贬义的形容词放在香港人身上却并不令人感到任何尴尬。正所谓“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如果不“眉精眼企”，如何出来“行”？正如许仕仁和冯程淑仪，前者栖身上流社会，对郭氏兄弟予取予携，最后东窗事发，羞辱了自己；后者则一直有投资、炒楼的习惯，间或和“朋友”做一些交易，可能自觉没有什么大不了，其他人甚或会想有“著数”为什么不拿？这种“叻仔叻女”文化的劣根性，是造成香港公务员系统深层次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务员究竟与政治家、商家、普通白领、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小混混等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要求这批人对社会有高于普通人的责任吗？市民能对其有额外的期望吗？有些人会觉得，公务员不外乎是“打工仔”，也有人觉得他们是“父母官”，公务员在社会中的角色于香港仍没有准确的定位，欠缺深度讨论。回归时，特区政府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公务员系统照单全收，甚至在中英谈判中刻意放大了香港公务员的特殊性，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官系统。时至如今，面对香港社会的种种问题，或许人们除了强调问责精神、寄希望于政制改革、甚或加上政党的监督外，真的需要反思在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公务员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香港需要什么样的公务员生态。
行政主导下 公务员制度必须改革
香港的政治体制要求香港公务员是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导力量。在行政主导的香港，今天的特首和政务司亦是公务员体系的一部分。行政主导即意味著不是政治家主导，而是由特首领导的公务员体系所主导。政客们或许能“声大夹恶”，但在行政主导的香港，这并不意味在他们是引领香港未来的主人翁、决策者，市民在这一点上应有足够认识。代议士其实只不过让深居幕后的公务员多了一个“扯线公仔”。在现有政制下，代议士只不过令公务员需要应付的工作增加了，但游戏规则并没有变，或许一些公务员就心安理得地多赚点“外快”。
在一般人认为政制先进的美国，政治家和商家在社会、政治、经济中扮演主导角色，公务员的角色并不明显。这种比较可以让香港人意识到，在考虑政制改革时，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可能就是政制改革的一个部分，有著同等重要性。如果公务员制度持续不改革，不仅会造成其落后，也有可能发生“结构性臃肿”而导致的效率低下，甚至有系统性崩溃的危机。
事实上，当人们接受了公务员就是一份“工”，我们已经将其道德约束大幅度松绑。然而，公务员的“回报”并不仅仅反映在薪酬上。在薪酬上，公务员显然可以媲美私营企业，但在福利保障上，他依然是公务员，享受高福利和保障。而论及权力和社会尊重，他们更堪比“官员”。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包括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对私营企业业绩回报的要求，以及对社会公仆的服务质素和效率的要求。
或许，香港市民和社会精英是时候抚心自问，当我们在高谈阔论政治制度的时候、当我们对某些政治人物尽情数落的时候、甚至是开怀耻笑大陆官场的腐败，认为它已经到达体系崩溃的边缘时，香港的公务员体系是否同样是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隐忧？这个曾经被市民当做香港核心价值需要保护起来的公务员体系，我们又有什么工具和认识手段来预防它的道德崩塌，甚至是社会是否具备适当的机制去制约公务员超越红线，更有效保护市民的权益，而不至于被公务员，或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各个领域予取予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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