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局】海丽邨清洁阿姐　为何变身“逆权女工”？

长沙湾海丽邨外判清洁工疑被外判商克扣遣散费，引发罢工，而政府外判制度的荒谬事亦愈揭愈多。最新发现指，去年10月约满的“民顺”和新中标的“工商”，不单共用办公室，股东亦一同开设和营运保安和工程公司，多年来又多次交替中标不同屋邨的清洁服务合约。只不过，如此密切的关系，按现时的政府招标机制竟不算“关联”公司，防围标的机制近乎形同虚设。
事实上，政府绝对有能力检视工人的薪金有没有被剥削、离职安排是否不合理，但现实是工人被压搾的情况，竟然在政府的眼底下发生，令清洁阿姐也要变成“逆权女工”上街维权。这一次工潮不禁令人反思，政府整个外判服务制度是否应该即时全面检讨，甚至“砍掉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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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外判商关系密切　防围标机制近乎形同虚设

海丽邨清洁服务新旧外判商疑似“左手交右手”，外界首先质疑的，是事件是否涉及围标。根据现时政府的招标要求，禁止有关联的公司在同一次投标之中一起竞投，目的是防止有人合谋围标。不过所谓“关联”的定义，很可能已被有心人大钻空子。

例如有传媒指，两间涉事公司“民顺”和“工商”的注册地址，都在荃湾同一幢大厦，更共用同一办公室。《香港01》的调查更发现，两家公司的股东，一同开设和营运保安和工程公司，关系密切，但在现行的政府投标机制下，却不算“关联”公司，就算一同入标也不算违规。到底根据房委会指引，怎么样的关系才算是“关联”，成为极大疑问。

况且，整个招标过程公众都无从监察，例如到底招标时多少间公司入标？最后因应什么因素选择新的外判商？凡此种种，房署一概不肯答，透明度近乎零。若非民顺的高层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自爆”两家公司都曾一同入标竞投海丽邨的外判清洁服务合约，外界更是无从得知、也无从监察有关的投标情况。一个看似“有规有矩”、但社会无从监察的所谓机制，到底有何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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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否认“价低者得”　为何劳工仍遭剥削？

公众的另一个关注点是，清洁工疑被诱使签署自愿离职声明，因而遭克扣遣散费，是否和政府投标制度以“价低者得”有关，导致外判商在“抢烂市”低价中标之后，便从劳工应得的薪酬福利上开刀，搾出利润。

多年以来，政府都否认“价低者得”的指控。例如去年5月，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向时任财库局长陈家强提问，指政府会否考虑在招标评分制度中加入员工福利、职业安全等的要求。当时陈家强回应，政府在审慎运用公帑的原则下，须把合约批给完全符合招标规格，并对政府而言出价最佳的投标者。各部门在制订评分制度时，技术方面的评分比重占三至四成，价格方面比重占六至七成，但同时“容许弹性”，配合运作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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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榨薪酬、规避遣散费　政府官员不作为

问题来了。首先“技术评分”的准则本身就十分空泛，可能涉及硬件配套、服务质素等方面，政府又无交待过相关项目占的比重如何，评审时又会如何“弹性”地考虑，说到底还是以价低者得为主，而事实也显示出这种倾向。

民顺在2015年获续两年合约时，中标金额为1,211万元；工商在去年中标新的两年合约时，中标金额为1,257万，两年之间仅增加46万元，即约3.8%。但两年来的经营成本升幅，真的就这样低？单单是2017年5月调高法定的最低工资，由32.5元升至34.5元，升幅已经达6.1%，还未算上其他器材、配套等等的成本上升。在低价得标，但在各项营运成本上升、外判商也要赚取利润的情况下，谁会成为被开刀的对象，只要看看今次工潮已不说自明。

理论上，房署批出外判合约不代表连责任也外判，仍然有监管责任，而且有关雇佣合约也要向当局存档，政府当局理应知道外判商和清洁工人之间的条款，以至具体的薪酬待遇情况。但结果是，今年工友转合约后月薪仅约8,600元，但现时食环署最低薪的二级清洁工人，起薪点也有12,115元。政府官员完全明白外判商提供的薪酬严重偏低、甚至取巧避开遣散费，只是一直对这些不公平的情况无所作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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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外判乃“历史遗留问题”　亟需纠正

其实政府大规模将公共服务外判，可追溯至2000年代初。当时政府因为财赤问题，时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提出利用服务外判、架构重整等手段，减少公务员人数，节省政府支出，最讽刺是当年房屋署把屋邨管理服务“大刀阔斧”外判，把肥肿难分“大笨象”瘦身，曾一度成为政府推动部门服务外判制度的楷模。

经过十多年的实行，有关情况已可见漏洞丛生。例如外判商运用各种技巧克扣工资福利、加重工作量、利用低技术工人不理解劳工法例的弱点，诱使签署剥削性的条款等等，今次海丽工潮正是个中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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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权女工”苦况　政府可会正视？

更大的问题是，政府财赤时代早已过去。目前政府坐拥近万亿储备，本财政年度盈余估计上千亿元，但可以说，如此丰厚的储备，部分是由纵容外判商压搾基层劳工的“血汗钱”而来。当年政府尚且有一个“灭赤”的理由大量外判服务，但在库房满泻的今天，政府既无意减少将公共服务外判，又不肯对之加强监管，一味认为将服务外判或是外聘公司处理，就可以连同责任都一并外判，对往后发生的事可以不闻不问，将之当成“自由市场”之下的一宗劳资纠纷，若非一众“逆权女工”挺身而出，外界未必得知他们遭到如此剥削。

即使退一步说，政府若认为外判制度有其存在价值，但起码也要在招标制度中，堵塞反围标措施的漏洞，以至加强保障外判工人薪酬待遇，例如明确列明新旧承办商交接时，工人的遣散安排、年资计算方式等等，确保政府的外判合约，不会变成剥削劳工的陷阱。今次海丽邨事件之后，政府官员应该重新检讨整套外判制度，还是要相关的官员，试一试“断崖式降级”当一个月入八千六的清洁工，政府才会认认真真处理外判制度的种种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