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上】舞台剧不再直述六四　《伤城记》诉说香港人故事

20年前，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次六四烛光集会，维园坐了超过55,000名市民，烛光点满了六个足球场。那一夜的人大概没有想过，六四的意义有一天会剥落成“邻国历史”。这两年，稳打稳扎走过28年的人回顾这些年的坚持，大概也会感慨桃花依旧、人面全非。六四舞台监制列明慧说今年六四舞台《伤城记》要讲的香港人故事，男女主角相识于1997年，随学生和市民于维园将国殇之柱运到港大的那一晚，自己当年就以理工大学学生会长的身份参与现场。
这场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屠城悲剧，与港人纠缠28年。近年有人高呼要切割，坐在国殇之柱旁，列明慧感慨地表示理解，但她说自己这代人无法遗忘。虽然每年都在为六四舞台作最后的打算，但今年还是想尝试透过六四讲香港人的故事，希望促进沟通的同时，也为六四舞台觅出路。

十年晚会司仪

列明慧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觉得陌生。但只要在过去十多年去过六四烛光晚会，听到她的声音就能轻易认出她来。她是第一个维园烛光晚会上的女主持，由2005到2014年，向亮的声线在维园陪伴了香港人近10年。89屠城那年，列明慧12岁，还在读小学6年级。她说自己家人是个不谙世事的家庭，同学和朋友们跟随父母参与的百万人游行，8号风球游行到新华社门外请愿等，自己都没有经历过。但自己对六四的印象依然深刻，因为“当年6月3号晚上，我家里是唯一一晚会开著收音机，听著新闻报导清场的状况。平日夜晚11点就要睡觉了，但那晚很深刻，家人都很紧张当时的情况。”翌日回到学校，校长、老师们的情绪也很凝重，“校长讲话时热泪盈眶，很激动。我忘了他说什么了，但肯定是说些叫我们努力读书，国家发展寄望年轻人的话。”她记得当时的场面很震撼，校长说完话，老师、校长都哭了。

12岁，还是个懵懂的年龄，政治是很遥远的事。一个暑假过去，升上了中学，当时的中学还会有悼念六四的活动，列明慧中一参加的朗诵比赛，朗读的就是《绝食书》。“绝食书有很多章节，当中很经典、很激昂的部分是‘我们不喊，谁喊？’，去到后面就是我们都不想死，想好好学习......”她说当时的老师希望他们明白，香港人所追求的价值与北京的学生很接近。于是，六四就像一颗种子，从此埋进自己的心里。

一度担心97年后烛光晚会会消失

种子埋在心里的那些年，中学总有同学会移民。像等待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列明慧在最接近风暴那年换了身份，“1996至97年，我升了大学一年级，当时我是理工大学学生会会长。我们当年在学校会搞一些论坛，六四的悼念活动，因为我们很担心，97年的6月4号将会是最后一年的烛光悼念集会，97之后就说要取缔支联会，当时的气氛是觉得烛光集会不可能再在香港举行，当年在学生会做了很多悼念的事。”

悼念活动的其中一件大事是各间院校齐集为国殇之柱觅安置处。当年的市政局不愿批发支联会对安置国殇之柱的场地申请。于是，国殇之柱来港之后先在各大院校巡回摆放，在维园烛光集会之后，由市民及学生围成人链护送到港大安置。列明慧说：“我们很深印象，因为平日同学校申请场地做展览是很容易的事，但当年要摆放国殇之柱要经过管业处的反对，与校长交涉，解释我们为何要放国殇之柱。”她笑说，当年的理大校长潘宗光说国殇之柱是阴邪之物，“他是一个佛教徒，说这些东西很邪，你不要放在学校，影响学校。”但后来学校拗不过学生，“如果你不让我们入来，我们就人链护送架车入来，学校都懒得与我们搞那么多，你喜欢摆就摆饱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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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舞台的出现

翻过97的一页，这些年的香港尚算马照跑，舞照跳；而维园的蜡烛也每年多了又少。2009年，她决定与朋友成立六四舞台，在烛光以外，用戏剧讲六四。“有参与集会的一群朋友想做舞台剧，当时已经创作了一个剧本叫做《在广场放一朵小白花》。我们是因为要做一套舞台剧，又要申请场地等，才成立了一个组织，因为这样才可以申请场地，于是才有了六四舞台。往后我们希望每年都有一些制作，或者在这个时候都用一个话剧、艺术的形式去让年青人认识、关心六四事件，关心香港和中国的民主发展。所以一路到如今，我们都有不同的创作，《在广场放一朵小白花》，之后又有重演；跟住又有《让黄雀飞》，然后《让黄雀飞的占领中环版》，然后有《王丹》......今年做《伤城记》。”

不过她坦言，近年六四舞台售票的成绩不理想，入座率低，“我们每年都会作最后打算，真的觉得它第二年就会折。因为每年都艰苦经营，又或者公开演出其实很难，要面对票房压力。”

用六四讲香港人故事

不过今年的《伤城记》与往年不同，不再直接讲述六四事件。“这次很不同的，我们想讲一个香港人的故事。想从香港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自己人的六四是怎样的。不是拿‘四·二六社论’出来讲，而是香港人对于六四的精神面貌，有什么改变呢？例如戏中的角色，他们的看法曾是很一致的。到了如今，各走不同的路。我们讲的其实是人性，不单纯是六四的人性。我们想尝试找一些路向，到底这么多的历史事件对于我们又些什么启发？我们该如何走下去呢？认识历史亦是一个重要的座标，你才可以去展望将来。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认识，不了解，就似是空喊口号，更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这转变当然非突如其来，与年轻人要与六四的切割有关。

新生代的启蒙：国教、雨伞

伞运之后，各大院校相继退联，各大院校学生领袖呼吁港人应与六四切割。这世代间的代沟，列明慧说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比喻：“我做学生会那年，当年陈毓祥就去钓鱼台宣示主权，跳了下海殉道，遇溺死了。当年在学界也有很大的反向，当年的老鬼走出来要嗌钓鱼台是中国的领土。我的世代对于钓鱼台是否中国的领土真的不太关心，我们甚至讲希望钓鱼台成为小鸟的海岛，不如不要搞佢啦，不要因此而打战啦。我们与上一代都有不同的睇法，我想与大家有无去感受有关，可能对于国土的完整，大家有多在乎？我们这一代见证过六四屠城，对于这个真相很在乎。我很明白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对于真相真的不重要，可能等于南韩的光洲事件，每年看一次，知道发生了这件惨事。不过这是我的坚持，我不可能因为你觉得不需要坚持，我就去改变，去迎合大家。我都要对自己负责任。我们会继续讲，会坚持要求平反，会挂念因为六四受逼迫的人，他们是未死的，未死晒。”

她说新生代要忘记是无法勉强的事，“可能同佢讲雨伞，他才觉得那是他的启蒙，或者有人觉得反国教才是他的启蒙，事实上社会是一直演变的。大家的启蒙点不同，著眼点亦不同。这次《伤城记》这套戏去讲不同看法的碰撞要如何沟通，我觉得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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