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教育│智库促提升学童抗逆力防悲剧：保护因素要大于风险因素

教育局去年曾发布数据，指自2013/14学年起共5个学年，共有73名中、小学生疑因自杀身亡，令人再次关注学生抗逆力问题。当时局方曾表示，会向公营主流学校提供约2,000个“精神健康的专业发展课程”培训名额，让更多中、小学教师加强识别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若对学生精神健康继续采取“治疗式”的方法，又是否足以改变现状？
有智库组织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社交及情绪教育与抗逆力息息相关，而保护因素及风险因素便是影响抗逆力高低的原因，“风险因素包括校园欺凌、学业及生活压力，以及集体社会创伤等，而家庭的爱、朋辈支持等则属于保护因素”。负责撰写报告的研究员指出，两个因素一直在角力，只要保护因素大于风险因素，学生的抗逆力便会提升。
有协助中小学筹办社交及情绪教育的非牟利机构表示，有小六生曾于工作坊上表达对父母日常生活了解不足的感受，“她说希望听到爸爸说自己的感受，因为父母经常问子女在学校过得如何，却从无主动讲及自己的职场生活”，认为让学童的情感得以抒发，才能增强其抗逆力， 故认为必须由多个持份者，包括学校管理层、教师、家长，以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建立有利促进社交及情绪教育发展的生态系统。

以青年为本的民间智库MWYO本月发布一份关于社交及情绪教育的研究报告，内容集中探讨如何提升学生的抗逆力。负责撰写报告的研究员黄乐谦（Ambrose）引述数据指，2018年10月，由全球36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数据，当中比较不同国家及地区之间学生在各方面的能力，发现香港学生的学术能力排名全球第3，社交及情绪抗逆力却排在全球第42，“这表示我们只能做好学业成绩，但不懂处理情绪问题，这个情况并不普遍，因为在其他地域，成绩与社交及情绪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很多地区都羡慕香港学生的竞争力，但我们是否甘于二选一，放弃他们学业以外的能力呢？”

“很多地区都羡慕香港学生的竞争力，但我们是否甘于二选一，放弃他们学业以外的能力呢？”

研究员：应采取“预防胜于治疗”教育方针

每次谈到抗逆力，大众定必想起抑郁、自杀等关键词，也容易将悲剧归咎于年轻人的抗逆力不足，但到底应该如何提高抗逆力？黄乐谦表示，研究报告第一部分，便是探讨抗逆力的特质。“关于抗逆力有两种学说。第一种认为这是天生特质（as a personal trait），例如我天生是一个乐观和勤奋的人；但亦有另一种学说指，抗逆力是可刻意培养出来（as a process）”。他指根据不同的文献研究，确立了抗逆力是可被培养的本性，故认为教育工作者及社福界均可就这点为年轻人“行多一步”，采取“预防胜于治疗”的教育方针，希望提早让学生调整面对逆境时的心态，而非待他们出现精神健康问题时，才介入治疗。

他表示，保护因素及风险因素便是影响抗逆力高低的原因。“风险因素包括校园欺凌、学业及生活压力，以及集体社会创伤等，而家庭的爱、朋辈支持等则属于保护因素”，黄乐谦形容，两个因素一直在角力，只要保护因素大于风险因素，抗逆力便会提升。去年至今本港发生大型社会运动及爆发疫情，大批青少年因生活突变而累积大大小小的情绪问题，黄慨叹，若等到年轻人情绪严重受困时才施予援手已是太迟，“所以我们希望研究的建议能应用在学校上，令学生有足够能力面对各种逆境”。

情绪教育与抗逆力息息相关

研究报告中指出，社交及情绪教育（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SEL）与抗逆力息息相关。惟现今教育界受制于传统重纪律的训育及辅导模式，故建议政府将社交及情绪能力列入学校主要的教育目标，并制定相关政策，要求学校透过独立成科，教授学生社交及情绪能力，或为校方提供支援帮助，营造有利于建立关系及正面的校园环境，亦提倡向教育制度外的其他持份者提供空间举办及试验活动，希望政府、学界、非政府组织、学校及家长能共同建立有利促进社交及情绪教育发展的生态系统。

英国强制校方加入情绪教育项目　芬兰着重师生建立稳定关系

报告中提到5个在情绪教育工作上做得较好的地方，包括美国、英国、芬兰、新加坡及台湾。黄乐谦指，这些地方把情绪教育放在首要教学目标内，“例如英国在中小学强制加入关系及性教育项目，成为法定课程；芬兰的小学生，每三年才转一次班，能与班主任及同学建立更深厚的关系，未必是硬绑绑的措施，但将其融入教育目标内，会慢慢看到学生的转变”。黄乐谦认为，本港现时针对情绪教育的大概只有德育及公民教育科，惟涉及的范围太大，加上其教学重点明显不在关系教育上，发展空间仍有很多。

非牟利机构：以支援学校为首，不欲增加教师工作量

有份支援学校提供社交及情绪教育项目的非牟利机构JUST FEEL项目主任霍靖儿（Rachel）认为，要在教育界广泛推行情绪教育，非牟利机构在设计课程时，需尽量配合学校的资源，“因为香港教师的工作量已很繁重，设立情绪教育课程，并非要加重他们的工作量，所以我们要准备好教材及教案，为他们带来支援。当然也需要提供教师培训，因为情绪教育需要有持续性，单次工作坊对学生的精神健康效用不大”。她指机构会因应学生的能力而调整教学方式，例如以故事形式及观看影片形式向低小学生灌输社交及情绪的基本概念，而高小学生则可透过活动，让他们亲身尝试表达自己感受，从而观察自己及别人的情绪需要。

设计“感受需要卡”　鼓励学童表达己见

JUST FEEL创办人之一杨思毅（Raymond）表示，需要学童开口表达感受并不容易，故机构以短片、工作坊，甚至设计“感受需要卡”和亲子及师生两款课册日记，以多元方式鼓励学生表达情绪需要。另一名创办人魏敬国（Anthony）忆述，6月疫情下首次复课，机构在学校举办“感讲森林”工作坊，让学生写上自己的感受，也能了解其他同学的心情，“让他们知道就算感到失落，也并非孤单一个面对”，而校长及教师亦可就学生的情绪调整教案，“学生身心准备好，便尽快投入教学工作，若他们很不开心，可能需要先照顾他们的情绪”。其中一名小六生在工作坊写下的感受，令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名小六生，说希望听到爸爸说自己的感受，因为父母经常问子女在学校过得如何，却从无主动讲及自己的职场生活”。魏敬国强调社交及情绪教育需双向发展，“要懂得说，也要懂得聆听”，要透过社交及情绪教育增强学童的抗逆力，除了老师培训，管理层、教师、家长，以及坊间与青少年发展有关的组织的共同参与也是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