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烛光集会首次口述影像　视障人士：我心看得清历史

每年六月四日晚上八时正，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上，一个接一个人点起手中烛光，黄俊恒（Billy）感到球场渐渐热起来。到要向烈士纪念碑鞠躬的时候，所有人都移动了，他无法辨别纪念碑的方向，有点不知所措。
Billy是视障人士，未够10岁就开始参与集会，但视力一年比一年衰退，他愈需要靠记忆去补充视觉上的不足。“老实说，自己虽然看不见，都很想参与在六四悼念这件事。”
今年终于有人弥补这个遗憾，剧场工作者钟励君（Michele）在晚会联同义工为视障人士提供口述影像。“一个社会说民主就是包括所有人。那为何一个悼念因民主而牺牲的集会不包括这些受障的人？”
走入未举办晚会的维园，Michele开始跟Billy说起球场发生的一切：老伯推著婴儿车，孙子坐在上面，走过蜻蜓掠过的球场，头顶是棕榈树上的花。
摄影：欧嘉乐、高仲明

阿辉在场内敲打著手机键盘：“今年六四三十有特别意义，今年集会首次有口述影像。”义工派发收音机和点字场刊，视障人士纷纷戴上听筒，边摸著点字，边听著Michele即场讲述现场情况。

阿辉的白杖放了在浸满雨水的球场地面。认识六四，始于家人和心光盲人学校，小五时的他听著家人叙述1989年的记忆，“都唔知点解释你知。”

长大后，他透过网络搜寻八九民运，读到的不止当年镇压，还读到近年内地维权律师王全璋及已故维权人士刘晓波被捕的新闻。“原来只是由衷的讲出事实，也不容许。我明白人接受不到自己的过错，但因为顾全面子而令人受伤害，我不能接受。”

“身残，但心看得清”

台上播放影片，从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到2014年雨伞运动，Michele的声音在收音机说著：“一个小孩看著手中的烛光，慢慢擡头，眼有泪光。”

其实阿辉心里担心的，是6月9日讨论的《引渡条例》修订；中国与香港的边界，愈趋模糊。“残疾人士也会对一些政策有意见，如果今天不表达意见，未来就任人宰割。残疾人要跟其他人，做一盏灯，一样守护民主和自由。”

阿辉举起烛光。“我们残障人士是其中一点光，告诉别人，我们走出来，人残，但心看得清。”他说：“我有一个奇想，下年我们残障人士也可以跟普罗大众一起坐，那会是很美的图画。”

“烈士纪念碑在哪个方向？”

另一位视障人士Billy二十年前第一次去六四集会，以前他还能勉强看到人群高举的横额、场地布置，他也默默记下了集会流程：集会开始后播放历史短片，之后向六四死难者献花圈，并点燃火炬、致悼辞、默哀、由民运人士致辞，最后火化吊唁册。因为看不清楚，他回家会翻看新闻片段，透过近镜头，才知道短片上说话的人是谁。

近年他双眼视网膜退化至只能看见光影轮廓，集会时，只能看见晃动的烛火影子了。“献花那一刻，他会拿著花牌走到场地中间，全场静默，灯亦熄灭，我完全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只能跟著大家肃立，然后等待。大家向纪念碑鞠躬，弊，纪念碑在哪个方向？我该向住哪边三鞠躬？”

大家向纪念碑鞠躬，弊，纪念碑在哪个方向？我该向住哪边三鞠躬？

以往Billy都会跟家人和朋友出席集会，但他不喜欢在过程中打扰他人，“他有他的投入，你去问会阻碍他去感受仪式。”悼念仪式变得单向，他感受不到自己参与其中，是一个被忽略的与会者。“过往没有口述影像，我就无奈的接受。但我幸运一点，有残余记忆。在我之后的视障朋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们第一次亲身接触六四资讯可能就在维园。”

口述影像让视障和健视“共同参与”

无独有偶，Michele身边的视障朋友提出同样问题。“有晚我们打边炉，问起他们有没有想去但没有口述影像的活动？他们说，六四三十周年了，会不会有？”她一直在不同剧场、电影活动为视障人士做口述影像，于是很快跟支联会沟通好，在自己组织的“嚣民集作”宣传，将在晚会做口述影像，现在有七至八人报名。

之前，她有视障朋友跟健视朋友看舞台剧，Michele安排了口述影像，结果健视人比视障人更开心——这对朋友终于可以一起同时欣赏剧目，然后讨论，而不是坐低后先回答视障朋友的问题，补足看不见的细节。“他当然也乐意为朋友去解释，但大家就会错失了同步观看、接收的经验。”

我们常说葬礼不只为死者做，也为生者而做。

六四晚会也一样。“人来了，就是因为对事情有热诚和哀痛。我们常说葬礼不只为死者做，也为生者而做。去集会当然是要纪念死去的那些人，但同时这个悼念仪式为与会者带来疗愈，而当中包括的行为、动作，透过影像会深刻，这个经验跟呆等原地不同。”她说。“口述影像正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说的合理便利。”

为何一个悼念因民主而牺牲的集会不包括这些受障的人？

“民运不包括残障者吗？”

六四晚会已有手语翻译好几年，却是30年来第一次提供口述影像服务。“朋友提出这个需要是当头棒喝。我哋搞咩？民主运动。民包括咩民？这个‘民’字里头，没有视障或受障的朋友吗？一个社会说民主就是包括所有人。那为何一个悼念因民主而牺牲的集会不包括这些人？”

Michele有轻度智障朋友每年都去六四集会，她最近构思为儿童和智障人士做叙述六四的小书。“我们常说资讯发达，但对一些人来说资讯一点也不爆膨。”她说：“这也是政府做法，从大部分人方向去发展相关社会小众的资源。”

八九启蒙：原来有意见可以发声

这对在人权工作上认识的朋友，各自有对八九六四的记忆。对Michele来说，六四是一次个人身分的召唤。当年她中三，学校举办集会，同学可上台分享想法。这个一头蓬松曲发的女子说：“我在美国出世，细个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六四给我很强烈的感觉跟香港人的身分拉近。原来当我们对一些事有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讲的。”

六四对于Billy更是政治启蒙，他未够八岁就跟父母参与1989年的150万人上街游行。他的爸爸是裁缝师，妈妈是工厂工人，从不因他有视障而不让他认识世界。他自此投入翻查中国近代历史，上大学前用放大镜读完上下两册《中国“六四”真相》。“六四后很多不同说法，对我来说，‘边样真’好重要。我们不可能知道百分百的事实，只能根据史料尽量贴近。这个思考方式到现在仍影响著我，后期选择半个身踏入政治圈。”

‘你本来没这权利，是我给你才有’的思想根深蒂固，超过一百年了，基本上很难叫香港人认真考虑民主与自由。

人权至今仍然被剥夺

30年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争取人民监察政府的权利，民间办报、游行及示威的权利，同时要求通过民主形式对部分领导实行改选。“为何大家那么愤怒于六四，因为镇压彻底冲击最基本的人权，但我们只说悲惨、激昂，很少正面提及镇压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Michele说。

当年广场上，人们高举活著的基本权利，跟她今天追求的社会平等一脉相承。

Michele一直投身妇权、性小众运动、艺术通达工作，是走在前线的人权倡议者。“香港社会一直从福利角度出发，而不是人权角度出发看待残障者的权利。这要怪殖民政府，它要控制你，便用福利的概念——这些人不能贡献、或提供不到经济效益，便给你福利，不要作反。”

Billy以前做过十年议员助理，有更深感受：“香港人被训练为经济动物，不会从平等权利做判断，很自然会说‘我畀福利你’，但一讲资源分配就牵涉权利。”

Michele说：“‘你本来没这权利，是我给你才有’的思想根深蒂固，超过一百年了，基本上很难叫香港人认真考虑民主与自由。”

尤其在处于紧急关头的香港，要坚定团结起来，尽可能为不同人提供合理便利，多人参与，力量就会大了。

一个也不能少

今年六月特别多事，六四晚会后五日，正正是反对《引渡条例》修订的游行日子。会不会有天，香港人无法再免于恐惧地高举六四真相？“如果个个都出来，它能拉几多个人？你将香港变成监狱啰。如果因为惊，而不去做你不想我做的，我就输了。如果我离开，我就输了。”她说：“如果一个人的死，可以令更多的人去生，去明白。我想当年天安门学生就是教会我这件事。”

“嚣民集作”有一句宗旨——“做人做的事”。“做一个人就应该有血有肉有感情，现在的官员没有。”她说。

民主运动长期抗战，Michele矢志作无障碍社会的推动者。“尤其在处于紧急关头的香港，要坚定团结起来，尽可能为不同人提供合理便利，多人参与，力量就会大了。理想的民主运动应是一个也不能少，想来的人，都可以全面、自主、无障碍地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