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长梯的抗争】 逆权老人（下）

“我们争取升降机多年，也是得个桔！”
记者问四个老人，哪里做访问坐得比较舒服，丽群姐建议我们到葵涌新区公园一角：“那边有树，坐著较阴凉。”走到石椅、石桌前坐下，标叔惊叹：“开桔了。”便没入草丛中，丽群也上前，摘下一颗桔，高高兴兴。标叔说，桔树已种了两三年，一直没结果，今年春天他下过肥料，就结果了。继炳叔来到，看见丽群手上的小桔，自嘲说了这句，四位老人听著却是笑逐颜开。
说起来，“葵涌新区公园”也是这班街坊从康文署争取回来的名衔，它替代了政府订定的“大窝口道的公园”这个毫无地域特性的名字，村内居民，从此一进公园，便能记住从前这里有个徙置区，和一段段民间抗争野史。

人最紧要系安居乐业，如果放工后连个窦都冇，点算呢？如果你地唔争取，就乜都冇！

颠覆日常　基层民主的演练场所 

应该说这群葵涌山上的老人苦命还是执著？他们发起的抗争，在百步梯以外，还有很多场战役，九十年代徙置区重建，原来的居屋可以改为公屋集体安置，2006年又成功争取“葵涌新区公园”，社区设施自己争，老人家比我们早实践了20年。

故事要从1989年说起，葵涌徙置区重建，丽群说居民霎时同坐一船，合一的社工队也开始入区，与居民创立葵涌重建权益关注组──一个绕过区议会﹑互助委员会体制的居民组织。居民被分散安置于山上的葵盛东邨、大窝口邨及青衣。平叔当年透过房署官员得知，原来徙置区原址已建好的三栋房屋，其中一座会以居屋形式出售，丽群忆说，“这些楼用来卖，我们不准搬入。我们要搬上去葵盛东，有间医院那边，但山顶没有车。这里明明就有三栋楼，何解不给我们、要我们搬呢？”

平叔记得，当年社工队逐层“洗楼”，初期每晚跟一层住户开会，待相熟后，居民也懂得自行往社工队的办事处。平叔形容，他们就像坐火车一样，社工队带头。他回忆，社工队这样跟居民说：“人最紧要系安居乐业，如果放工后连个窦都冇，点算呢？如果你地唔争取，就乜都冇！”

1995年，房署要求街坊迁出徙置区原址时，他们誓死不走，要求原址要作公屋用途而非居屋，让居民集体迁入。丽群指，当时的房署职员问徙置区的街坊，“公屋租金很贵啊！你能负担得起租金吗？我问有多贵？房署指二千多元！我回应：‘当然负担得起’。怎都坚持啦，到时才打算，死都话俾得起。”

首次抗争成功了，1998年终于可以继续住在徙置区原址，入伙邻近地铁、交通较方便的葵涌邨，租金也因此贵了近十倍。

得寸进尺　拆公园建公屋　再拆停车场建公园

葵涌邨重建后的三栋楼宇春葵楼﹑夏葵楼及秋葵楼，没有足够二人单位给单身长者共住，关注组便与房委会协商，把邨内的公园改建成副翼大厦，以安置单身二人长者。他们向区域市政局要求“地换地”，最后成功，房署建成了今天的茵葵楼。我称赞他们厉害，丽群豪迈大笑，“唔争取就咩都无！” 原本的公园因为建造茵葵楼而拆掉，居民失去一整片休憩的公共空间。葵涌邨逐步扩建后，关注组开始争取建造公园。后来，将停车场被拆掉，改建为现今的葵涌新区公园。无论是建公屋或公园，都是由关注组推动，完完全全颠覆由上而下的规划模式。

我们在这里长大，有归属感，就像一个家！

新邨旧人旧名字 家的追寻

公园快落成之际，关注组发现公园的牌楼写著“大窝口道公园”，他们很不高兴，因为公园明明白白坐落于他们邨内，却无“名份”。于是他们要求康文署正名。 每次与政府争取也是一场博奕。康文署官员以“已登宪报”为由拒绝，但关注组一再坚持，找出“痛脚”──改名没有咨询居民。康文署又说，牌楼有六只字，葵涌邨公园只有五只字，改不到。关注组非常醒目，提出“葵涌新区公园”，同样是六只字。葵涌新区已是重建前的称呼，重建后已不复存在，但大家乐见此名，因为能让街坊及年轻一代记得葵涌邨曾经是徙置区这段历史。

名字为何对他们这样重要，四个老人异口同声说，“我们在这里长大，有归属感，就像一个家！”丽群补充，“我们都老了，二十多岁便住在这里。”四位街坊由68岁至83岁不等，也真的活在这里大半生了。

不过，争取公园到落成足足用了四年，最热心的人──吴永泽先生，来不及看见“葵涌新区公园”已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