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精神科的人．四】王惠芬：那些年，我到精神科看病

王惠芬记得患抑郁症时经常坐在家中，听一室安静，一个人簌簌泪下。她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夜里睡不了觉，但隔天要到太阳下山才能起床。她变得无法积极人生，家中乱放的鞋或地下一根断发都会令自己顿时崩溃，觉得世界末日来临。难过的时候，她诘问自己也在诘问世界，像歌词问的：快乐都已经不在了，为什么太阳依旧照耀，为什么海浪还在拍岸……
撰文：黄雅婷　摄影：余俊亮
鸣谢：香港精神康复者联盟
（此为看精神科的人系列之四）

她去看私家精神科医生，全为了从医生手上取来安眠药，换几个不用想那么多的晚上，却想不到那个私家精神科医生最后花了一小时听她心事，再花45分钟向她讲解她患上了抑郁症与医疗抑郁症药物的副作用。最后，她交上900元诊金与千多元药费，一星期后又回去覆诊。“每次私家医生都花许多时间帮我校药，听我的想法，解释给我听今次药会加多加少，让我知道我是一个很被关心的人。”慢慢地，她说自己没有哭那么多，有时甚至会主动去收拾那混乱的鞋柜，对生活重新有了期望。

当抑郁症稳定了下来，她却又发现自己患上了乳癌。王惠芬回到私人精神科诊所覆诊，医生知道她需要负担庞大的化疗费用，主动问她需不需要帮助，给了她开了一个八折优惠，最后还写转介信建议她到公立医院精神科看病，“医生说，他会给公立医院写清楚他开的药和我目前的情况。”

不断被问“想不想死”

一个月后，她便拿着转介信到了公立医院。那里负责分流的护士开口就问她有没有想死，王惠芬摇摇头，很老实地说自己其实已经很稳定。“但那个护士还是一而再再而三问我，是不是真的不想死。”她愈想愈觉不对路，对方好像想从她口中确定什么，也像在提醒她，如果不说自己想死可能很久也无法看医生。“最后我说有呀，有想死。之后他就开始问：那想死的念头有多密……”她忍不住笑，回忆当时分流的情况，医疗人员既唐突又频繁地把死挂在嘴边，作为指标，其实多么讽刺。

最后护士说，依她的病情原本要等上一年多两年的，但因为王惠芬有癌症，一个月内便可以回来见医生了。走的时候，她手上多了一叠单张，上面写了各个公共精神科门诊服务、急症室与私家医生的地址与电话，她问护士是不是紧急情况下打电话，便可以即时见医生。“他答我：‘不等于㗎。太严重建议你去看急症。’我心谂乜有人会因为想死而去急症的吗？”她想。

后来王惠芬才知道，那些老实过了头、被分流到一、两年后才能看医生的病人，在漫长的轮候期间将无人跟进─所以这叠写了地址和电话的纸张是给他们的最后锦囊，也像是意外发生，医院被追究责任时的免死金牌。说到底，那不过是印了电话地址的纸罢了。

抽离和冷漠的专业距离

一个月后，她在丽港城的容凤书精神科门诊看医生，在平日工作中，她惯了观察别人，所以那天她走在诊所，便四周打量那些坐她旁边的人，他们一会笑一会哭，许多人都是只身来的，眼睛里没有了光。人非草木，她看得心中惨淡，护士叫她进去看医生了，她说自己这个平日多话的人，见到医生也不敢多说废话。

在诊症室，医生坐在一张大长台内，戴着口罩，穿着白袍，椅子的高度调得极低，整个人像窝进了椅子里面，变成一个旁观者，还未坐下，他就要她报上名来。王惠芬脑海很快就想起了社工学教她的“专业距离”：那是一个自我保护的功夫，让前线社工与个案保持一种既近又远的关系。那一刻，她坐在医生对面，中间隔着远远的“专业距离”，只感觉到医生的抽离和冷漠。他像一个机械人重复一样的问题：“你最近睡得好吗？”“药有吃吗？”“你会想自杀吗？”当精神科医生与病人无法建立真诚而互动的对话时，也就没法拥有同理心与了解，病人带走的只有一张药单，无真诚的关怀，慢慢“专业距离”的信条造成了公立医院的冷漠。她叹气，不能怪医生，因为她在覆诊时，真的看着精神科医生全日无休的一个病人接一个病人去看，几乎没有穿白袍的人从房中走出来，去过一趟厕所。

她不时会想到在澳大利亚住的那几年，澳大利亚政府规定了医生面诊时间至少需有15分钟，她在澳大利亚有几声咳去看医生，医生就陪她谈足15分钟─相反香港，到底是谁调快了医生的时钟？ 

“但我对精神科的医生却一点也不生气，因为矛头不应该指向医生，问题出在整个制度之上。”

社工口中的一条绝路

“但我对精神科的医生却一点也不生气，因为矛头不应该指向医生，问题出在整个制度之上。而且精神病患者其实不止需要精神科医生的诊治，同时需要综合的医疗服务作支援，当中包括职业治疗师、临床心理学家与社工的调配。然而在整个医疗制度上，这几个角色总是割裂地存在。”她谈到医院的医务社工皱起了眉头，这岗位主要是支援病人各种社会的需要，大至经济与房屋问题，小至申请宿舍与接送出院，他们都需一一跟进，然而她认为医务社工在紧绌的资源下没法真正关心病人，只能成为社会资源的分发员和政府的把关人。

“当医生开了恩恤信后，申请资源成不成功就落在医务社工的批核之中，在这一关，很容易就变成了斗惨。”要社工做这样的工作其实相当残忍，说完，她不禁叹气，又想起她朋友的遭遇，眉头还是没有松开过。王惠芬说，这位同是社工的朋友因为遇上大病，无法继续工作，于是经医生转介找上医务社工。“医务社工说如果他要得到资助，便必须先把住的那层楼卖掉。朋友说卖了房子就会没了住的地方。社工听到摇摇头，答他：‘那无啦。’他没办法下，一再问是否真的没有方法了。医务社工答他：‘没有啦，除了卖楼啦，但你又话不卖，那就没其他办法了。’他说不是不想卖，但卖了一时三刻他就没有住的地方，他也是社工，无路可走才找医务社工的，如果连医务社工都觉得没有其他方法了，他眼前只有绝路一条。”王惠芬一手支着头，很烦恼。

“最后，那个医务社工听到，便很干脆地答他：‘对呀，无错呀，你眼前就只有绝路一条。’”她说，很难想像一个社工会对病人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医务社工的制度和工作内容都有问题的。他们是社工来的，没理由要为政府悭资源，但制度偏偏把他们逼成了把关人，像精神科医生没法和病人沟通，社工也没法做到社工的角色一样─在医务社工的日常工作中，找上他们的人全都是可怜人，于是他们只能开始比较不同的不幸，把不幸变成了数据，按章就班的跟进，你够惨了才给你，你不够惨就由你去。”

见不到影的18区精神支援中心

最后一次到容凤书去，王惠芬走在门诊外的大马路，想起这里曾发生过的民间抗议。当时丽港城住户知道政府打算在这里开精神科门诊中心时，有过很激烈的反对，村民封了整条大马路，不让医疗人员上班。直到当时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胡红玉公开表明，指村民行为涉及歧视问题，如果有人再阻止医疗服务进行，便要开始发告票，才换来今天的平静。

她搔了搔自己的短发，身上的旗袍有点皱。“曾荫权年代曾公开讨论过扩展精神病患支援计划，提出要在18区开展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有了这些中心，精神病患可从中得到社交，增加药物知识的流通性，并且减低目前精神科医疗的负荷。病人无助时去中心寻求支援，也总好过去急症争资源。可惜直到现在计划仍是因找不到地方，而无限期拖延。”她用手拉直裙摆，眼睛却往窗外看，见到中午的阳光正晒，她想到今天又要回医院照心脏。

除了王惠芬的故事，还有在精神科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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