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精神科的人．六】精神科是死症还是有救？　钟剑华谈改革制度

暑假，钟剑华还是回到理工大学的政策研究中心工作，教学层里工人进进出出，不少工程正在施工，走廊上充斥油漆的味道，原来大学在修建几个护理实验室，放些病床、医疗仪器，以模拟医院情况，迎接护理学院的新生。几步之遥，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上。访问前的那个周六，钟剑华刚与张超雄和王惠芬举办了“抑郁症及穷人患病支援讲座”，与不少病人组织讨论公立医院的精神科制度问题。讲座后来气氛惨淡，他一锤定音，说如果政府不就医疗制度想一个开源方法，又无心于革新医疗制度，无论对精神科服务或是整个公共医疗制度，长久下去只会成为死症，药石无灵。
撰文：黄雅婷　摄影：余俊亮
鸣谢：香港精神康复者联盟
（此为看精神科的人系列之六）

他与香港医学会前会长蔡坚几乎同一口径。蔡坚曾在几次访问里表示目前香港的医疗制度是死症。在报道上，他指出在精神科上，外国轻症精神病人会先交由家庭医生处理，精神科医生专责处理重症病人，然而医管局却一味把简单的情绪病病人也推到公立医院去，由精神科的专科医生去看，不但浪费资源，增加了精神科的负担，同时也削弱了重症病人的支援。 

钟剑华把这个问题引申到香港医疗制度的历史沿革。他说香港沿袭了英式国民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由英国人在战后提出，说这个医疗体制是英国联合王国的骄傲：政府将整个医疗责任包揽起来，承诺国民在他们有病时可到公立医院以低价看病。然而，这个制度推行至今，问题已一早逐渐浮面。
 

“你试吓打开英国报纸，不论《卫报》还是《独立报》，几乎日日都有文章提到NHS，但你看看林郑的政纲，有几多是提到医疗制度改革？”

公平制度背后不公平

早在1970年代，英国已经出版两份报告书，里面提到看似公平的NHS背后，其实同样向知识份子与白领阶层倾斜。钟剑华说：“那些煤矿工人、无产阶级因为知识水平不高，走进医生房，不懂得争取病人权益，也不懂得发问，于是得到的服务也相对差。所以这几份报告书其实一早打破了这种制度绝对公平的说法。不过，很少人会再这样探讨NHS的问题，因为现在说的不是谁拿多点谁少点，而是普遍大家都少，几乎人人进去诊疗室，医生正眼都没空望你，口头上问你发生什么事，低头写几个字，便叫你出去等取药了，不止香港的，英国也可能是这样。”

他说，上年打开报纸，看到英国初级医生全国罢工的事，感悟甚深。当时英国政府推行医疗改革，提出“七日应诊”，令医疗人员百上加斤。“追溯下去，其实早在2013年，英国政府便委托了学者Robert Francis发表了一份医学检讨报告，指出2005至2009年间英国曾发生了约1,200宗就医不治案，医院内有许多病人在病榻上哽死或饿死，这份报道反映了当前的医疗问题，揭示了医疗人力不足而造成的荒谬现象。”香港的医疗系统与英国的NHS一脉相承，钟剑华说，不同的是英国上下都十分关注目前的医疗困局，并致力解决。“你试吓打开英国报纸，不论《卫报》还是《独立报》，几乎日日都有文章提到NHS，但你看看林郑的政纲，有几多是提到医疗制度改革？”他话锋一转，由英国说到香港，同样的情况，不同的态度，令人不无感叹。

“1993年香港提出要做医疗改革的时候，彼邻的台湾还未有人提到，但1995年台湾飞快成立全民健保，而且2017年将会再多推一个长期照顾保障，以面对人口老化的社会问题。反观香港？我们提的时候，别人讲都未讲，到他们都做完了，我们仍在是提。”

钟剑华认为，政府应尽快构思方法增加医疗资源的来源渠道。“1993年香港提出要做医疗改革的时候，彼邻的台湾还未有人提到，但1995年台湾飞快成立全民健保，而且2017年将会再多推一个长期照顾保障，以面对人口老化的社会问题。反观香港？我们提的时候，别人讲都未讲，到他们都做完了，我们仍在是提。除了台湾，亚洲陆续都就老人护理问题推行不同的照顾保障，2000年日本率先完成，2008年韩国也跟着做了，到今年台湾也拍板去做，唯有香港根本还未放进议程。现在香港的老人家进了医院，出院送回社区后就再没有任何支援，有事？再打去999，入多次医院啰─这就是制度问题，当一个制度落后的时候，其他制度就互相陷害。在整个恶性的循环中大大消耗了社会的元气，但医疗的资源来源全由政府的库房作支出，一年600亿的医疗开支，是近年公共开支之中增加得最快的环节，你可以想像的，他日还会一直增加下去。”

医疗制度变成政府的长期经济负担，连带亦迫使当下的公共医疗机构要运用管理手段，以达到一定成本效益。钟剑华说，现在医管局使用市场机制手段以量度公营机构的运作，叫做管理主义，整个政府都在行管理主义的思维。

“例如现在七个医疗联网为竞争有限的资源，医院便要证明为什么有这样的需要，向医管局提交数字以表现病床的使用率，于是各个医院争相比较病床的数据，有些医院的病床使用率达到120%─因为病人早上才刚刚入院，下午便踢他出院，上一手床都未坐暖就换了别个病人躺上去，使用率不超过饱和数目就有鬼啦。”他认为当使用指标去量度医疗服务的优劣时，病人的利益很可能就会放置一旁。曾在公立医院担任精神科医生的黄宗显提到，在管理的角度，医院看的是数字，但数目只是数目，往往无法见到当中的质素，“就算医生看诊时很细心，病人写了一张卡送给医生，但这些质素的反映，也无法让管理人员放下数字，重新关注质素问题。”
 

“医院在名义上，使用了市场学的角度去管理医院的运作与资源，但实际上市场主导需要提供多种选择，香港的病人真的有得选择吗？没有。医管局于行政上要求医院提出各种数字以证明资源得到善用，实际上反而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文书工作，令不少高级医生和顾问医生整天忙于开会。”

没有选择的香港病人

钟剑华续说：“医院在名义上，使用了市场学的角度去管理医院的运作与资源，但实际上市场主导需要提供多种选择，香港的病人真的有得选择吗？没有。医管局于行政上要求医院提出各种数字以证明资源得到善用，实际上反而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文书工作，令不少高级医生和顾问医生整天忙于开会。在香港医管局的医生中，有半数都是高级医生和顾问医生，当这班医生一半时间都花了去开会，真正前线的只剩下新手医生。他们日做十几个钟，又要快又要做得晒，自然医疗失误也会增多，令士气变差。”

如果把问题放进去精神科，不难明白为什么精神科门诊部会放着那么多的长椅，也不难想像为什么医生只会问病人想不想死。钟剑华点头，“政府把大量资源投放在重点的医疗项目中，如肿瘤科、器官移植，无疑令到这些医疗项目于世界上有超前发展，但那一些不被关注的专科，如精神科，资源就少得可怜了。你看，医管局中那一些位居权重的人物主要都是一班大国手来，你数得出的，卢宠茂呀什么的，这一群人只是觉得自己的专科最重要─精神科？他们能有什么牙力？加上许多旧有的观念都认为精神科靠社工已经可以搞掂，不一定要医院做晒，于是精神科一直都是这样。”
 

“香港政治体制形成了一个极度短视的政府，任何的思维仅于任期的五年之内。五年一届的政府只要维持目前的情况，做好五年的事，就觉得够了，长远的、不能马上看不到成绩的、棘手的─做来何用？下一届的事，下一届做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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