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精神科的人．一】密密做饮啖水都难　公立精神科医生的一天　

访问那天是台风后首个工作日，正好也是黄宗显回公立医院兼职为病人看症的日子。排队坐车去医院的人龙特别长，他跟随一个个后脑勺向前移动，轮到自己时，小巴已经满客了。他看看手表，益发觉得等待花掉人生太多的时间。自当上公立医院医生后，公共医疗体制就像一个加速的世界，他化为几分钟就鸣声大作一次的闹钟，从此更离不开两根尖细的分针秒针。
小巴驶抵山上的医院时，K座精神科门诊中心还未开门，轮候大堂却一早人满为患。时间走在精神科的步伐总是既快且慢的，这里的医生被迫把半分钟当成半个钟在用，看病的人也只能把半个钟当成一分钟在等……
撰文：黄雅婷　摄影：余俊亮
鸣谢：香港精神康复者联盟
（此为看精神科的人系列之一）

据两年前全港精神健康普查反映，本港一般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为13.3%，即全港700多万人口中，便有100万人受精神问题所困扰，然而医管局年度数字显示这百万人口里，只有24万人正接受公共精神科诊治服务。精神病成为了香港的常见都市病，但全港注册精神科专科医生只得368位（包括已退休医生），除去137位私家精神科专科医生，估计留守公共精神科工作的只剩231人，就算加上非专科医生人数，政府医院精神科医生与病人的比率仍维持于1:600。精神科新症数目于是被控制在每年五万个的增幅中，在分流程序被界定为“稳定新症”的病人于九龙东医疗联网轮候时间需时100个星期；在港岛西为130个星期；新界东则长达154个星期，相等于两年半的漫长等候……

在公立医院当沙漏的日子

黄宗显兼职的医院分科大楼共有十层，每层都挤满了手术室与专科门诊中心：神经外科、痛症科、妇科、物理治疗部与临床研究中心，当中包括全港最大的公共精神病门诊中心。与其他楼层不同，精神科门诊中心的梯门打开，迎面而来是几十张排序整齐的胶椅子，上面贴上了数字，黑压压地坐了许多等待的人，打着瞌睡，挨着椅背的身体已经睡倒了。

门诊的墙是温暖的米黄色，挂着世界各地的瀑布与高山。墙与画分隔了十多间房间，全部放着一样的配备，椅子与大长台，房门外又是几行等候的椅子，每道门上都贴了一张防止骚扰的告示：“一般旧症轮候时间约为45分钟至1小时”。强壮的男护士游走在房间之外，正打点着看症的次序，有时停下来安抚等得不耐烦的人，就像这场漫长等待的咨询部门，他们的口头禅总是“快了”。

黄宗显熟悉地穿过人龙，走进了贴了自己名字的房间，没穿上白袍，他就倒转了一天的沙漏。首先，是长台上堆放的排版，同袍叫这些堆得似山的排版做“功课”，是医生开始一天看症前，必先进行的病人追踪工作。

十多年前，黄宗显在港大医学院毕业，成为精神科专科医生后便在公立医院工作，直到去年才离开公共医疗体制，不经觉在精神科已经工作了15年。

午饭时间，他总算能离开忙碌的门诊中心，在餐厅低头吃面。今年30多岁的他在专科医生中算年轻，但还是跟每位医生一样，把青春统统用了在医学院里学习当个好医生，毕业后又在公立医院学习用最少的时间看病人。

上年，他决定自立门户，在闹市中租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开了一间私人诊所。他把诊所的墙髹成舒服的翠色，又在地上铺了淡色的木地板，门上没有挂上医生或诊所的名字，里面也没有贴上证书与医疗广告，推开那道普通的木门，病人就像回了家一样。平日他惯了穿着便服看症，面诊室没有公立医院常放的大长方台，换成了中国人最喜欢的圆桌；他也弃用了笨重的电脑，改用了掌上电脑─在这间私家诊所里，他让病人坐在他的旁边喝茶看症。诊所一星期开六天，剩下一天他便回来公立医院门诊部帮忙当兼职。
 

“我记得有次我代其他医生看诊，一个婆婆走进来，迟迟不坐下来。我说：‘婆婆，请坐啦。’她很惊讶地问我：‘吓，医生，我今日有得坐呀。’我才想到她平时可能连坐下来的时间都没有，刚进了房，马上就被递了张药纸，请她离开。”

把病况变成急口令

回公立医院兼职的这一天分外辛苦，黄宗显笑说。他在自己的诊所看一个新症病人能用两、三小时进行诊断，但在这里看一个新症病人只有15分钟至半个钟的时间，旧症病人更惨，来去也只有半分钟至5分钟的时间跟医生说话─时间就是金钱，管理时间就是管理资源，医管局懂，医生懂，连看病的人都不得不认清这个现实。

“我见过有些病人在覆诊前，会在家想好想说的话，再把话抄在纸上，一见到我，便急急忙忙拿出皱巴巴的纸，急口令一样读出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因为他们怕如果不一早预先想好要说什么，时间匆忙，会忘了跟医生说出重点；或者如果他们不先在家练习几遍，到时说得不够快，很快就会被医生赶出去。”说着，他用筷子往碗内的热汤里捞了几次，面条像看症的时间一样短，噗通一声，又跳回到汤内。“我记得有次我代其他医生看诊，一个婆婆走进来，迟迟不坐下来。我说：‘婆婆，请坐啦。’她很惊讶地问我：‘吓，医生，我今日有得坐呀。’我才想到她平时可能连坐下来的时间都没有，刚进了房，马上就被递了张药纸，请她离开。”

他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想不到在公立医院全职工作的十几年就这样过去，最后他学会了用很短的时间做许多的事：一星期工作五天，星期五需要加班，除了到门诊看症外，医生晚上需要轮流on call，不同职级的医生有不同的on call方式，普通的驻院医生晚上需留在医院看管病人，如果发生紧急个案，便会second call高级医生回来─离职的那一年，他已升做副顾问医生，但升了职不代表可以闲下来，除了看症与on call外，黄宗显多了不少行政工作。在目前的医疗制度上，愈资深的医生见病人的机会愈少，行政工作就愈多。大概因为公立医院的工作环境如此，他看到愈来愈多医生在毕业数年内考毕专科资格，便会离开公立医院，出来挂牌。

“公立医院的病人不同，这里的病人生活条件普遍不太好，又或是活在经济拮据的环境中，他们需要政府的各种援助，所以公立精神科门诊的工作除了看症，同时需要处理许多病人的社会福利需要，天天也有山一样的文件要签，综援、伤残津贴、成人尿片钱、流质伙食费……”

“在私人诊所看病的病人，多数经济能力较好，同时病情也较稳定，他们的自觉性很高，会准时吃药，不能来覆诊也会打电话更改预约时间，他们懂得自己有病，会跟医生说自己的精神状况，所以开的药也会较公立医院的要轻；可公立医院的病人不同，这里的病人生活条件普遍不太好，又或是活在经济拮据的环境中，他们需要政府的各种援助，所以公立精神科门诊的工作除了看症，同时需要处理许多病人的社会福利需要，天天也有山一样的文件要签，综援、伤残津贴、成人尿片钱、流质伙食费……”黄宗显苦笑，自己其实更像一个社福医生。

“最多人要求申请房署的体恤安置：无屋住的，想申请上公屋；有屋住的想搬屋；有一些想搬高一点，有一些想搬到别处。就算已经去了中途院舍的病人，院舍的职员也要我填不同的回条，向他们交代病人有没有覆诊，下次几时覆诊……有时中途院舍的病人想放假外出，院舍的职员又会打来问我可不可以放他出去，其实病人在院舍见姑娘多过见我，他的情况对方应该比我更清楚，可是制度把这个责任也推到医生身上，增加了我们不少工作量。”

他看看表，快六时了，不知天黑了没有，上下昼的症终于看完了，外面变得空荡荡，门诊刚静下来了，他又要开始写医疗报告。“有一些病人因为自身情况需要索取医疗报告，有一些因为工伤，劳工处要求呈交医疗报告；有一些关于法律的诉讼，律师也会向医生提出呈交医疗报告……”医疗报告不是签个名，简单几句就完的，尽管一天下来忙到头昏脑胀，他还是不得不仔细地开始写起那几份水蛇春长的医疗报告……一天的沙漏都快漏完了，公立精神科医生的工作却还是做不完。

除了黄医生的故事，还有在精神科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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