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精神科的人．二】吃精神科药三十年　他的半生恍如白纸

从30年前起，阿强便开始进进出出精神科，他说在那里等的时光，足以令一个人的头发花白，那只叫医疗制度的妖精在里面悄悄偷去了他的时光。
撰文：黄雅婷　摄影：余俊亮
鸣谢：香港精神康复者联盟
（此为看精神科的人系列之二）

“许多人都说，有了经历人就会成长，人生就会变得丰富，但我吃了药后，就算经过了那么多经历，患病的这30多年却与一张白纸无异，这几十年发生了的事与那些过去的日子像水过鸭背一样，无法记得，也无处消化。我快60岁了，但我还停留在30年前那个年代。”

曾经　精神病被当传染病

这是1970年代的故事了：当年，他住在狮子山下那几栋像口琴一样的徙置区里，区内贫穷，邻里关系亲近却也封建，是非不断。他记得小时候那里住了一个心地善良的姐姐，后来因为患上精神病而搬到别区。每次她回来探亲，大家便在大街上喊：“黐线婆又返来了。”家家户户一听见便劈啪一声把门关上，他们叫小孩别靠近“黐线婆”，连望也不行。那年代的人几乎把精神病当成传染病。

小时候，阿强楼上楼下住了一些捞偏的人，小孩从大人身上学会了欺善怕恶，于是他总是被童党欺负。有次在共用浴室洗澡，童党把一桶冷水淋在他身上，把空桶套到他的头上，再把他推到地下，将他的头当波一样踢。相比那些黑社会家的小孩，他长得不够壮，又没有他们恶，被欺负了就只能哭，想着长大后找他们报仇。在品流复杂的环境下成长，阿强变得神经兮兮，没人倾诉，打满心结的绳子就这样被凉着，连他自己也不知要怎样解开。

“一开始我知道那些声音只是自己的幻觉，但慢慢整个脑失去了控制，一片混乱，顿时像多了许多个世界一样，我听不到别人对我说的话，困了在幻觉的世界里。”

童年过去，19岁那年，至亲逐一离开人世，屋子只留下空荡荡的四面墙与他的姐姐弟弟，生死永别的痛一下扯断了他心中的绳子，他离开原有的公司，留了一脸胡子，放浪形骸，有时一天下来什么都不做，只去想那些去世了的家人，一边落泪。当时一个住四楼的女生常常找他聊天，他堕入情网。有晚他自夜校放学回家，惯常地上楼找她，到了四楼，她爸爸冲了出来，使劲地抢走他的书包，从四楼扔到天井，书本像火药点燃了一样，炸开了，散落到天井的地上，像被汽车辗过的白蝴蝶。

他被对方用地上找来的木棍用力地狠揍着，想起了小时候一幕幕被打的场面，便痛得蜷曲了起来，自墙角逃出来，再从四楼直奔二楼的家。时间流转，对于那夜他还是有撕心的惊恐与伤痛，像往木头里点火一样，那天晚上，他的理智像被人摔坏的鸡蛋。他从二楼的梯间往上看，见到梯口身边围住了许多邻居，正指手画脚。后脑一声巨响，轰了一下之后，眼前的景物像蛋壳一样落在地上，碎了，从此脑里出现了许多把声，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有人叫他跳下去，有人叫他快点走。

他便抛低了天井的蝴蝶与那堆碎蛋壳，才20岁的他在街上光着脚，由乐富一直走，也不知走到了哪里，过了几多个晚上。他时时刻刻忙着跟内心的声音说话，任它责骂，任它取笑与奚落，病成为了他唯一的伴，时时刻刻跟他说着漫无边际的话。“一开始我知道那些声音只是自己的幻觉，但慢慢整个脑失去了控制，一片混乱，顿时像多了许多个世界一样，我听不到别人对我说的话，困了在幻觉的世界里。”
 

青山大堂　病人睡满地上

“许多人都说，有了经历人就会成长，人生就会变得丰富，但我吃了药后，就算经过了那么多经历，患病的这30多年却与一张白纸无异，这几十年发生了的事与那些过去的日子像水过鸭背一样，无法记得，也无处消化。我快60岁了，但我还停留在30年前那个年代。”20多岁的他就被诊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至今吃着一只叫Stelazine的药，一粒粉色小小的药丸，吃了以后身体会变得僵硬，浑身没劲，坐立不安，连躺在床上也睡不了，后来连眼睛也不时会觉得刺痛，失控地频频反眼，一开口就控制不住流口水，就算坐车也会不支睡着。

他记得，当时青山整个大堂也睡满了因药物副作用而嗜睡的病人，他们就这样穿着病人服，睡在冰冷的地上。他常常跟着他们一起睡，医护人员在他们睡着的时候来，用脚踢他们的头，叫他们上床，不可以睡地上。两个月后，他出院了，家人怕他留在香港会被人指指点点，于是建议他回大陆休养。但他坚持留在香港，每六、七个月便回去钻石山东九龙精神科诊疗所覆诊一次，几年后转到九龙医院，近年则在黄宗显兼职的那间专科门诊大楼看病。

“吃了药，脑后像悬着了铅一样，廿几三十年，浑浑噩噩地生活着，记不住任何东西。像现在跟你谈天，出了门口，走一圈，便再也无法想起刚刚谈过什么，你的名字与你的模样。”

吃一生的药　换不了减不掉

患病的初期，他做过上门补习导师，后来又转做办公室助理，却总是在几个月后因为人事关系辞工。他变脆弱了，别人一句说话便可能令他崩溃，外面的世界太复杂，吃了药之后，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懵人，难听一点叫弱智，承受不到压力，工作做不长。他指指自己的后脑，虽然看来那么年轻，而且头发乌黑，但说到过去的痛，阿强就变回了快60岁的人，很痛很辛苦，说的都是因为这粒吃了34年的粉色药丸。

“吃了药，脑后像悬着了铅一样，廿几三十年，浑浑噩噩地生活着，记不住任何东西。像现在跟你谈天，出了门口，走一圈，便再也无法想起刚刚谈过什么，你的名字与你的模样。”有时，阿强也无法理解身边的人在说什么，理解力大不如前，就算回到教会，听台上牧师讲道、读圣经，他也不知道正发生什么事。

事实上，首只精神科药物在1950年代研发成功，副作用很大，但几十年后的今日，精神科药物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亦大大减低了其副作用，可是公立医院还是继续开给早期病人原先的药，一来是资源有限，二来与覆诊轮候时间长有关。黄宗显解释说，由于在未有研发新药前，已有许多病人开始服食早期精神科药物，如病人病情稳定，公立医院不会把他们的药转成新药，转药有一定的风险，如若病人转药后复发，医生很难及时有进一步的跟进─就是这样，这批吃药多年的病人于是没法得到新时代带来的好处，那些粉色的药丸成为了他们永恒的牵绊，副作用蚕食余生。阿强终身未婚，“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再照顾另一半”。

现在，他半年回精神科覆诊一趟，每次都提着许多药回家，门诊里总是塞满了等看病的人，有些人会自言自语，有人则眼光光流着泪。阿强说，跟其他人聊天，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可是一走进精神科门诊，里面的气氛便令他自我价值变低，医疗人员动不动就说：“睇症？拎张纸出嚟啦！”他在那里总是垂头丧气的，“是的，我是来看精神科的病人”。
 

“教会的传道人试过陪我见医生，传道人说觉得我已经康复得很好，问医生可否减一点药，让我有精神可以上班，但话未说完，医生便很恶地说：‘减咩药呀？有事我孭镬的。’说完，医生就扔我们出去，叫我拿了药好走。”

不像许多病友，阿强看了同一个主诊医生十几年，从没有转人。就算他觉得医生不怎样有医德，也没法要求转医生，他像许多精神病人一样被副作用困扰，甚至影响生活，可是他还是不懂得表达自己，亦争取不到病人的基本权利。“一进诊症室，还未踏进门口，医生就问我叫咩名呀？叫我望吓佢，我望了望，他便开始低头写字，问我有做嘢呀嘛，我说有呀，之后他就开始列印覆诊纸，叫我出去等拿药。好的时候有一分钟，不好的连半分钟都没有。”

他说，覆诊时病人不可以说太多，说太多医生便会闹。“教会的传道人试过陪我见医生，传道人说觉得我已经康复得很好，问医生可否减一点药，让我有精神可以上班，但话未说完，医生便很恶地说：‘减咩药呀？有事我孭镬的。’说完，医生就扔我们出去，叫我拿了药好走。”

不少精神科病人在公立医院看医生，若开始吃药，就可能要吃好几年甚至一辈子，加上覆诊轮候时间长，大多医生往往倾向开重药，几年下来，就算病者病情已经稳定，但为怕病情有变，医生亦甚少主动减药。此外，公立医生流失率高，病人可能几年便要多次更换医生，到新医生接手病人，更不敢擅自修改旧医生原有开下的药物分量与种类。

“许多精神科病人都是浑浑噩噩的，没有意识看医生时要说什么，也没有意识自己等什么。家属也不想陪病人去覆诊，一来是城市人都有工作在身，更多的是怕面对精神科中的情况，怕看见了心底会不舒服。”他说，自己在复康中心有时会看到外国的公共精神健康短片，他跟病友们都赞叹外国的公共服务，想到香港的情况，却也都叹了一口气。“香港恒久以来的医疗制度发展至今，令医生的工作量愈来愈大，加上目前政局，一切只会愈来愈差。我们这群精神病康复者的头脑不好，思考力差了，做到的事不多了。”
 

除了阿强的故事，还有在精神科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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