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世瑜案终极上诉　争议国安法情节严重可否判低于5年　押后裁决

理大生吕世瑜承认《港区国安法》下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区院法官原判囚3年8个月，惟因控方指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类别，最低刑期应为5年，吕被改判5 年，未能获得认罪的三分之一减刑。吕向上诉庭提上诉遭驳回，今（9日）向终审法院提上诉，争议如何诠释国安法条文。吕认为条文中的五年刑期，不应是最低刑期，否则会造成不公，亦会为法官在判刑时带来困难﹕律政司却认为用字显示判囚5年，属情节严重案件的最低刑期。终院押后颁布书面裁决。

上诉人吕世瑜(25岁)，承认于2020年6月30日至9月24日，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旨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行为。

争议5年是否最低刑期

是次上诉涉及两项法律争议，第一项争议为：如何诠释《国安法》第21条，就罪行属情节严重的判刑条文，即“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尤其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否属强制性。

三个减刑条件是否已尽列无遗

第二项争议为：如何诠释《国安法》第33条，列举三个减刑条件，是否都已“尽列无遗”，即若三个条件均无法达致时，《国安法》第21条中所指的情节严重，是否不可减至5年以下刑期，还是可以因其他求情因素而作出减刑。

上诉方指原意不可能为判刑设下一刀切的限制

代表吕世瑜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鸿先指，《港区国安法》第21条中，“五年以上”是指量刑的起点，非最低刑期，认为起草者原意不可能为判刑设下一刀切的限制。此情况会令判刑法官感困难，如有被告有很强的求情理由，惟因“五年以上”的强制最低刑期，法官难以在刑期中反映求情因素。

有机会做成不公

法官林文瀚指该条文为“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期属分级制，问彭为何条文要列明分级制。彭回应说，可让公众知悉干犯情节较轻的被告，判刑可达5年；情节严重的，判刑可达10年。彭又举例称，情节严重的案件中，若有被告认罪和有悔意等，另一被告未有悔意，若“五年以上”属最低刑期，两人判刑相同，便会造成不公。

列三个减刑条件非要挑除其他因素

另外，《国安法》第33条指，自动放弃犯罪、自动投案和揭发他人犯罪行为，该些被告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彭认为，条文并非要排除法庭一向认同的求情因素，因此该三个减刑条件，不是“尽列无遗”。若情节严重的案件，认罪的求情因素可令被告减刑至判囚5年以下。

律政司认为五年以上是最终刑期

代表律政司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则指，《港区国安法》21条中写明“处五年以上”，其用字显示是指最终刑期，而非如彭所指属量刑起点。英文版本使用“shall”，显示该刑期属强制性。周天行又举例指，谋杀罪亦列明特定判刑，即终身监禁。

符合三种减刑可减轻处罚

周又指《港区国安法》第33条列明的三种减刑情况下，才可“减轻处罚”，把判刑由“情节严重”所列的5至10年刑期，减至“情节较轻”所列的五年以下刑期。正如上诉庭所指，三种减刑情况，是有助预防国安法的罪行。周天行亦指，在处理“情节严重”时，在判刑的法官亦可考虑认罪等求情因素后，“从轻处罚”，但不能把刑期减至五年以下。

案件编号：FACC 7/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