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举报虐儿｜性侵受害人：强制举报或拒求助　倡设豁免弹性处理

政府拟修例，推出建立强制举报怀疑虐待或疏忽照顾儿童的机制，要求社工、老师、医疗等专业人士，强制举报涉及未满18岁人士的虐待个案，当中包括儿童性侵犯，拟议草案咨询期已于上周五（9月30日）结束。
关注女性性暴力的“风雨兰”其中4个求助个案表示，均在未满10岁开始，遭到同住家人性侵犯，但由于性教育不足，一直不知对方施行的性暴力为不当行为，更误以为“全世界女仔都系会咁”。直至发现问题时，已接近成年，惟考虑到举报会衍生家庭撕裂、不被信任等问题，而不敢求助，只能哑忍至18岁成年后离家。
该批性侵受害人认为政府，须加强对儿童的性教育，让年少的儿童及早认为性侵犯是不当行为，并加强事主求助后的支援，并促请当局在拟推的强制举报修例中，加入豁免条款，可弹性处理个案，否则只会令受害人却步。

延伸阅读：

Bella（化名）11岁时遭父亲性侵，但一直不敢向家人受助，忧虑得不到家人信任，会被赶出家门。当时亦担心父亲的禽兽行为被揭发，或打击其他家人，亦担心家中失去其中一个经济来源，加剧妈妈肩上重担，她一直默默忍受父亲的行为。

before 16、15岁，我都唔会觉得呢件系一件有几咁唔normal（正常）嘅事，因为我觉得全世界女仔都系会咁，到我觉得佢系abnormal（不正常）嘅时候，已经系我15、16岁嘅时候，咁当时嘅我就会谂紧，我系咪要讲呢？我系咪要出声呢？

直到16岁，她终于鼓起勇气，向相熟的老师倾诉，老师一直在背后支持她，包括如何在父亲下一次施暴时反抗。一年后，老师再游说她向学校社工求助：“我见社工嘅第一句，我问佢：‘你唔会同学校讲㗎何？你唔会同我屋企人讲㗎何？如果你会讲嘅话，咁我就唔讲任何嘢喇！’呢个系我最大嘅考虑，因为我当时嘅角度，我并唔系话我要好受保护。”

Bella庆幸，其社工起初并无干涉其家中状况，亦无按机制举报，只专注做好辅导的角色，直至她有充足心理准备后，才协助她向母亲剖白，并将她转介到“危机介入中心”，暂时将其中家中抽离，离开父亲，并协助疏理家人的关系，又要求她母亲在丈夫和女儿之间做抉择。其母最终决定将其父赶走，Bella隔离约一周后，便可以回家与母亲和胞姊重聚。

她特别提到，入住“危机介入中心”后，相关社工并无提供足够支援，在简单几句慰问后结案，令她感到求助无门，亦无法真正与社工建立良好关系和信心，批评当时处理个案的社署社工，只讲求效率和“解决”个案，而非真正在情绪和生活上支援受害人。

受害者KIM︰复杂关系令她难以贸然举报

另一名从小遭受同住家人性侵十多年的Kim（化名），一直到大学情绪崩溃后，才向大学保健处的心理专家求助。她回顾近20年前发生、不堪回首的往事，认为外界不能单单以施害者身份，想像曾侵犯她们的家人，强调对方亦是家人或是相识的人，“可能系一个老豆同一个女，然后当中…可能搞完你之后，仲系会教返你做功课…”

Kim续指，这个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复杂关系，令她们更难贸然举报，以免亲手摧毁这个“正常”的家庭。她强调不想走过其他事主经历过的创伤，社工或教师一定要强制举报事件，定必会“挨到18岁”才宣之于口，甚至单纯自行搬走，逃避问题了事。

与胞姊自小被家暴和性侵的Ann（化名）亦表示，受害人需要的并非惩处施害者，而是情绪和家庭支援，认为只有社工或相关机构跟随受害者的步伐和节奏向前行，让受害者重新感到备受尊重和信任、可重拾自主权时，才可鼓励她们走出阴霾，故建议政府应让专门处理性暴力问题的非政府机构获豁免，弹性处理相关个案。

风雨兰︰过去3年共接107宗未成年人求助　四成未选择报案

风雨兰总干事王秀容早前表示，其机构过去3年共接获107宗未成年人士求助，当中40%未有选择报案求助，反映不少主动披露事件的性侵受害人均希望事件保密，不希望当局或其他专业人士介入，遑论进入司法程序。

王续指，风雨兰忧虑“强制举报”条例生效后，青少年自行求助意欲会大为减低，强调儿童性侵犯和虐儿情况不同，个案未必有明显伤痕，极度依赖受害人自行求助，并要照顾当时人意愿，“强制举报”将会令其心理关口大增，令机构更难揭发有关问题，向受害人伸出援手。

风雨兰建议，将强制举报虐儿个案，由未满18岁降至16岁，以及加入豁免条款，以保障受害人的自主，例如当14岁或以上具作知情决定能力的性侵受害人求助时，若要求专业人士不举报，应可被豁免弹性处理。

劳福局回复查询时，未有正面回应在咨询期内，收到意见的数量和类型，以及会否加强对性侵受害者的支援和保护，仅表示政府会参考持份者，包括非政府机构和相关专业团体，在咨询期提出的意见，并会考虑是否有需要就咨询文件的初步立法建议提出修订，将会在今年内向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汇报咨询结果，期望明年上半年可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