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举报虐儿｜家人性侵社工助报警 受害人反遭家人斥拆散头家
“我觉得喺我脑海入面，都未组织发生咗咩事”Christina（化名）5岁起遭到兄长性侵，但一直被父母灌输“哥哥锡你，所以会做呢啲行为”，被侵犯11年后才经朋友向社工求助。社工按机制报警，但家人反应却为她带来另一种伤害。
报警后的程序，Christina需要在父亲陪同下接受盘问，过程饱受家人和警方质疑，令她十分难受。随后家人更指摘她“拆散头家”，惟Christina未能得到校方、社工和社署适切支援。为免再受家人白眼，她无奈选择离家出走。
Christina的个案并非冰山一角，关注女性性暴力的“风雨兰”其中4宗求助个案，事主未满10岁便受同住家人蹂躏。她们均认为童年性侵与家暴有别，受害者不会有明显伤痕，只有在受害人求助后才能揭发。政府提出强制举报虐儿修例若通过（见另稿），忧只会令事主更惧怕表达，不敢再对外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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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化名）现时已成年，童年遭兄长性侵的不快遭遇，一直挥不之去，“一直父母剩系话，因为哥哥锡你，所以会做呢啲行为，所以一直都唔知道要求助。”直至中三，她遭受另一种性侵，意识到事态严重，鼓起勇气与朋友倾诉。
友人最终向社工求助揭发事件，社工即时向上级通报并报警：“见面嘅过程就问我系咪同意（报警），我话我唔同意，佢话我冇得唔同意，所以其实佢都迫我去同意，呢一个报警嘅事件。”
我𠮶阵时underage（未成年），要爸爸喺另一间房睇紧个video，即系直播紧，我要喺佢面前，佢要知道咁detail发生过嘅嘢，其实我都好难受，我亦都唔知要用一个乜嘢嘅…其实我冇办法去控制我自己嘅…面部肌肉，所以我为咗以笑遮丑咁样，到后来我爸爸竟然话：‘其实你都咁开心发生呢件事……’
最令她更气愤的是，侵犯她的兄长判刑后致电他：“佢话‘我判咗唔知几多个钟社会服务令，我啱啱见完临床心理学家，即系见完𠮶啲要见𠮶啲，我仲可以去食个大家乐早餐。’我果下好嬲，即系……呢个判决对我嚟讲，我觉得我要承受咁多，然后受呢一个判决，其实我唔觉得系一个fair trade（公平交易），所以……如果𠲖家谂返，我宁愿一切都冇发生。”
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她，接受警方盘问情节的种种经历，Christina重提时仍感到十分难受，说著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她说，录口供后，要重返案发现场组织案情，以及面对一连串司法程序。当时她难以表达，只会说“唔知道”，但连番被质疑，犹如在电视剧看到辩方要“锄散”受害者证供情节一样，过程中她即使情绪失控，她和家人均无得到社工的适切支援。
对我嚟讲，好细个就一直都发生紧，我冇意识到原来呢件事系错，突然间有一班人问话，要你讲返呢啲事件出嚟，我会觉得点解？我系咪做咗啲衰嘢，所以佢哋要问我话呢？所以我都理解唔到，当你一件成日都发生嘅事，然后你突然间话，呢件事唔应该发生…其实我都理解唔到…
受害者反被斥破坏家庭罪魁祸首
对Christina而言，更大的伤害是来自家人的责难，认为她“拆散头家”，社工根据机制通报事件，反令原为受害者的她，成为破坏家庭的罪魁祸首。
当时她年纪尚轻，无法应对家里的巨变，但却求助无门，“因为佢（社工）呢个通报事件，我已经唔再信任呢个角色，到后来佢想去关心，或者后来我嘅状况点样，我都唔愿意再同佢讲任何嘢。”Christina最终选择离家出走。
就系因为当年呢件事件，到后来我遇到一啲侵犯，我会选择唔同人讲，因为我知道同人讲，就会再经历一次，以前𠮶种报警嘅困扰，对我嚟讲都系几大嘅阴霾，我觉得最大嘅伤害唔系呢个性侵事件，而系性侵之后报警𠮶一连串程序、同屋企嘅关系，所以就算遇返可能再严重啲嘅案件，我都唔会选择报警。
家暴及性侵受害者Ann︰家人求我哋唔好告
Ann（化名）童年时遭受家暴和家人性侵，因为满身伤痕的胞姊向学校社工求助，揭发当时就读中二的她也是受害者。她慨叹家人自小威迫利诱，游说她不要报警，即使胞姊长大后决定向社工求助，家人却“求我哋唔好告，只系接受隔离。”
随后警方介入，但在家人的苦苦哀求下，她们最终放弃控告对她们施害的家人，只要求对方“隔离”，暂时避免同住。但一段时间后，施害者重返家中，直到Ann 20多岁，二人关系有所改善，但对方却借机重施故技，再次对她性骚扰。她不禁怀疑，即使设强制举报机制，对其童年不堪经历有何帮助，家人也依旧责怪她摧毁原本看似和谐的家庭。
最重要是加强对受害人提供的情绪支援
外界或许会认为，强制知情人士举报事件，才能即时制止虐童、性侵事件继续发生。惟受访的风雨兰4名性侵求助者，走过举报、治疗和康复之路后，认为强制举报、强迫受害的小童面对不堪的过去，将性侵经历亲口道出，再面对剧变的家庭状况，亦是“二次伤害”，一手将她们推向更黑暗的角落。
在欠缺其他支援下，她们说，若年少时早知社工和学校须按机制呈报涉性侵问题，将不敢对外求助。
坦白讲，多一头半个月，或者我都咁多年，我都唔会觉得快𠮶一个月、两个月，对我嚟讲有咩分别。但系如果你冇做更多情绪支援或者预备，畀佢知道心理预备嘅话，佢仲无所适从。
四人均认为，最能解决问题的，并非政府推动修例，强制举报怀疑虐儿，包括要求社工、老师、医疗等专业人士，强制举报涉及未满18岁人士的性侵犯个案，而是加强对受害人的情绪支援。但有关当局未见愿意正视欠缺支援的问题，忧虑修例后，会有更多受害者如同她们一样，活在惨痛的阴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