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私隐】两汉续挑战警方搜证做法　指虚拟空间亦应受保障

警方查看被捕人士手机内容会否侵犯私隐，一直被受关注。2014年岑永根等5名参与七一游行的人士被检走手机，他们指警方查看其手机内容，认为做法违宪，2017年获判胜诉，法官更指手机内容属私隐，应予以保障，并认为警方如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搜查当中的内容。警方有就这裁决提出上诉，今被裁定上诉得直。
然而，对于手机资料的私隐样争议仍然继续，去年修例运动中有多人被捕，不少被捕人士事后发现警方曾申请搜查令查其手机内容。其中两名人今年初先后入禀高院提司法覆核，指现时警方需要取得法庭手令，才能查看指定内容，惟他们质疑申请过程模糊，无法起监察作用，更指出警方申请搜令时，只向法庭报称要搜查湾仔警察总部，令物主无法知晓及作出反驳，再者，警方实际搜查的地方并非警总，而是手机物主储存资料的虚拟空间，法庭是否应就这方面的私隐作进一步保障，仍有待讨论。两案仍在排期聆讯。

申请搜查报称搜查地址在警总

两名申请人：李永豪（22岁，摄影师），原被控非法集结但已被撤控：及刘伟麟（31岁，厨师），被控阻差办公及管有攻击性武器，两人均于去年8月4日在九龙区的示威活动中被捕。李于凌晨与另外12人被警方拘捕，各人身上的电子仪器亦被警方检走。刘则在同夜的另一个地点单独被捕。

警方后来把从其他案件中搜获的57款电子仪器放在警察总部22楼。其后，警方再于9月23和24日以调查一宗非法集结案件为名，申请搜查警总22楼，从中得以在该些电子仪器中取证。

认为做法构成非法搜查

两名申请人均于今年1月先后提覆核申请，并指警方从未就申请搜查令一事知会他们，报称搜查范围又在警总内部，这令手机物主无法得知搜查工作，亦无法提出反对或派法律代表在场监察；如果物主最终被撤控，他们甚至永远不知手机曾被警方搜查过，认为警方的行动，已经构成非法搜查和侵犯通讯秘密，有违《基本法》。

警不满高院裁决上诉得直

法庭于2017年就岑永根案的裁决中，亦有讨论相关事件，岑与另4名示威人士在2014年的七一游行中被检走手机，众人不满警方可以随查翻查手机内容，从中提出司法覆核。

高院下裁决时列明，现今普遍的智能手机，均存有大量及广泛的个人私隐资料，其中内容受基本法中列明的私隐权保护。政府需要保护市民存于电子仪器中的个人资料和数据，如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搜查当中的内容。警方有就这裁决提出上诉获裁定胜诉，但上诉庭亦指明，警在无手令下搜查，亦须符合4项条件。

一份申请涵盖所有仪器

然而李及刘就搜查令的内容提出多项质疑，并指搜查令意思模糊，其中李指警方在申请文件仅称针对一项非法集结罪，却无列明针对何人、何时、何地所干犯；而刘则仅被控阻差办公而非非法集结，其手机仍然被警方搜查。

他们认为，警方应根据不同案件的进度而个别申请搜查令，一张笼统的搜令绝不可能涵盖所有存放在警总22楼的电子仪器。

质疑警方搜查的必要

此外，他们又质疑警方搜查的必要性，指他们所涉及的控罪，如非法集结、阻差办公、管有攻击性武器等，与电子仪器沟通或传输并无任何关系，不明白警方为何要搜查其电子仪器；加上搜查令中并无限制警方执行搜查的方法，他们

认为此有可能等于授权警方24小时监察他们与其他人的通讯，变相被警方秘密监视，属侵犯人权和违法基本法。

争议虚拟空间的保障

两人又指出，虽然警方报称搜查地点在警察总部，实际上却是各名被捕人电子仪器的虚拟储存空间，并涉及内存的资料夹和数据库，属于被捕人而非警方所管有范围，故认为应该受《基本法》私隐权的保护，认为警方无权在未展示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搜证。他们认为法庭有需要就现今科技发展，进一步提升对电子私隐的保护，惟法庭的取态如何则需要在审讯后才有定论。

案件编号：HCAL 132,15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