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港移民加拿大筹建和平纪念馆　港府被批交白卷

南京大屠杀转眼已80年，但那惨痛历史未被遗忘。多伦多史维会（ALPHA）今年中宣布筹募900万加币，在当地兴建“亚太和平博物馆及教育中心”（Asia Pacific Peace Museum and Education Centre），就是要以南京大屠杀作切入点，提醒人类不要再犯同样错误。
二战时期的香港亦淌满一地鲜血，日军在1941年的黑色圣诞占据香港，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可是港府至今仍未有计划，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完整地收藏于博物馆中。昔日的死伤枕藉，今天一切只记录在书本上。
“我的诉求是希望香港有抗日战争博物馆。”访问一开始，立法会议员葛珮帆便急不及待向记者说。

热心诉求　冷淡回应

葛珮帆热爱摄影，不时周游列国，参观当地的纪念馆及博物馆，这些让她非常感触，“当中的照片及文字记录也有与香港战乱有关，同时也有许多与香港历史有关的文物。”她抱着相同期盼回到香港，到海防博物馆走走，结果“不看由自可，看完就把鬼火”。她说，博物馆大部分内容与香港抗日无关，相关的只有两个小展厅，但文物多是介绍英军英勇抗战、日军铁腕统治，对东江纵队事迹及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生活却鲜有提及。在她眼中，战争博物馆的作用并不止于纪念亡魂，最重要是提醒世人战争的可怕，要有世界和平及反战争的醒觉。

“我会问，为什么我要离开香港才找到相关的史料？要去别人的国家及城市才可以看得见、了解二战历史及祸害？”她抱着这个疑问回到立法会，在11月底向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提出质询，查问香港会否设立抗日战争纪念馆或竖立“慰安妇”纪念雕像，以加深市民对南京大屠杀及香港居民抗日事迹的认识，得到的答复是：“香港特区政府十分重视抗日战争，特别是日军侵略香港和日占时期的历史，多年来透过研究、展览和教育推广活动，以及每年于9月3日及12月13日举办官方纪念仪式，也有邀请原东江纵队成员参与，分别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悼念战争中死难同胞，目的是加深公众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刘江华另外回应，历史博物馆和海防博物馆均设有以抗日战争为题的常设展览，政府还委托了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将部分成果刊于《香港抗战—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论文集》，未有计划设立独立纪念馆或雕像。

三年零八个月　谁来记载

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吴军捷望着葛珮帆手上厚叠叠的《香港抗战—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论文集》，冷笑一声。现任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的他说：“2004年出书，政府除此之外还做了什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掀起日军侵华序幕。同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当时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后，展开维期六个星期的大屠杀，超过30万名中国平民遇害。四年后的12月8日，香港保卫战爆发，中国军队、英军、加拿大士兵与民兵奋力抵抗，18日后守军粮尽，时任总督杨慕琦于圣诞节当天投降，香港成为日军蹂躏之城。

在接下来的三年零八个月，日军在这片土地犯下种种恶行：强迫湾仔一带百户居民迁出住所及店舖，划为“慰安区”凌辱女性，发泄享乐；为了应付庞大军费，日方不停大肆抢掠，滥发军票掠夺人民财产，它们在战后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日军又实施归乡政策，疏散居民出境以减低物资需求，当众人抵达广州时，广州日军不愿放行，把他们关进广州海珠区南石头难民营，那里是日军波字8604部队的细菌试验基地。当收容所人满为患，日军用致命细菌毒害难民，广东学者谭元亨估计，多达数万人遇害，绝大多数为香港人。

政府没有做　民间做不到

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在吴军捷带领下，于2015年以庆祝香港抗战70周年为名举行“香港抗战文化展览”，介绍各方联手在港抗日的事迹，邀请游击队分享抗战经历，并安排曾轰炸香港日军机场及日本军舰的一比一美国飞虎队P-40高仿战机模型来港展览，加深大众对香港抗战史的认识，展期为期一个半月，吸引逾五万市民入场。这令葛珮帆回想起，自己也是从非官方的途径才得知南石头大屠杀这段历史，更令她诧异的是为数不少的港人对此毫不知情，她深深觉得港人历史感薄弱，也对香港历史无处寄藏产生无力感。

吴军捷为民间力量所作的贡献感到自豪，同时为工作无以为继感忧心。基于场地及经费匮乏，大型展览难以每年举行，因此他衷心希望政府能设立永久的展览场地，“现在这两个（历史及海防）博物馆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只可叫做有（硬件），但无人宣传及组织。”他形容，香港正陷于“政府没有做，民间做不到”的两难局面，若香港有专门管理抗日战争博物馆的组织，便可将不同资源整合起来，民间团体充当号召角色搜集史料，“若政府坚决认为没有需要（设立博物馆），我觉得很遗憾。”

这些年来，不少民间组织与时间竞赛，赶紧在历史废墟中整理碎片，包括口述历史及文物，了解香港的过去，不仅是为那些无辜牺牲的生命，更是因为亲历者走一个少一个。“他们慢慢老去，香港好像无人记得他们，好像被人遗忘。只要我们无人发声追究，便被时间淹没。”葛珮帆认为要让港人时刻铭记历史，但这条路并不平坦。

“历史需要承传及研究，单是收集、整理、保育已包含许多工序，不是单靠民间组织便可轻易完成的。因此政府责无旁贷。”更令她难过的是，许多历史痕迹不是故意被毁，而是被岁月泯灭。年轻人没有经历战乱的伤痛，也许难以明白这段悲惨回忆。“家里不说、学校不教、社会不讨论，政府又不提供地方让大众了解，让年轻一代变得无知。无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会说出一些令他人取笑我们的话，例如‘支那’。或者他们觉得这是平常的挖苦，但懂历史的人及上一代人会很痛心。”葛珮帆认为，这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而像博物馆这些书本以外的教育，兴许是最有效的救赎。

上文刊载于第90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2月11日）。原文题为《“我希望香港有抗日博物馆”》，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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