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岭高球场｜无视习近平讲话　施压李家超放生——权贵公然阻碍改革

香港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说，2019年反修例风波所暴露的是“敌我矛盾”，那么，正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香港，则必须直面“人民内部矛盾”——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要求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但万万想不到，习近平话音刚落，一些口口声声“学习主席讲话精神”的既得利益群体就阳奉阴违，据报目前正在积极游说新上任的特首李家超推翻上届政府局部收回粉岭高球场32公顷用地兴建公营房屋的决定。他们不但公然无视习近平对港训话，简直就是在“完美呈现”利益固化藩篱如何阻碍香港推进改革。

特区治理关键在于土地改革
治港精英是装不懂非听不懂

习近平今年7月1日排除万难来港出席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后，很多人都注意到“积极改革”和“破除藩篱”这些前所未见的关键词，也感觉到中央“不一样了”、“要求香港做实事”，但具体而言——到底何谓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以及什么是利益固化藩篱、为什么要破除、应该如何破除等等，却未有太多治港者充实讨论。这难免令人疑惑，习近平已经开门见山，难道他们还听不懂吗？不过，一些治港者恐怕只是“装不懂”，因为他们很多本身都是既得利益群体，深怕自己就是被改革、被破除的对象。

问题是，他们一方面掩耳盗铃，另一方面又继续以个人利益凌驾全港市民利益，例如对上届政府拍板通过的粉岭高球场收地建屋方案诸多小动作，企图迫使特首李家超推翻决定。他们不但无视习近平对港训话，而且公然向“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发出挑战。

相对于本港既得利益群体的隐晦，一些内地学者显得更加敢言，例如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直指“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涵盖两个方面：一是香港地产霸权对住房正义、资源分配的捆绑，需要特区政府秉持“社会正义”；二是产业转型困难对经济发展、新增动能的束缚，需要特区政府扶持新兴产业。不难看出，这两方面全都指向土地问题，可见特区治理改革的关键就是土地改革——针对香港实际情况而言，是关于土地的供求、使用、规划和监督等决策制度或机制的改革。

“改革”的本质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构和“利益结构”的重整；“既得利益”是指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群体；“利益固化藩篱”则是为保障既得利益持久存在而设置的防御壁垒，基本上已经成为整个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对既得利益阶层来说，藩篱是其利益的保护伞和护身符，但对普罗大众而言，藩篱就是他们获取利益的枷锁和壁垒。以粉岭高球场收地建屋为例，从2018年广泛讨论至今仍然无法切实执行，问题正正源自两个层面的既得利益固化藩篱——第一，是球场本身的使用群体，即极少数量拥有昂贵会籍人士及其球友，相信多数非富即贵；第二，是当下主导土地发展决策的主要势力，包括特区官员、地产商家、政党代表、乡事派系、受影响居民群体，但后者的影响力取决于特区政府有多重视民意。

既得利益集团持续施压
收地建屋方案缩完又缩

这些既得利益固化藩篱到底如何阻碍香港推进改革？还得回到2018年——时任特首林郑月娥发起“土地大辩论”期间，66幅私人游乐场契约用地成为社会讨论焦点，因为它们占地面积庞大、长期只收象征式租金、且有限度服务极少量会员。其中，要求收回由香港哥尔夫球会租用的粉岭高尔夫球场的呼声最高，因为该地契约将于2020年8月31日届满，而且占地172公顷但每年仅需1,000元地租，主要亦只供给2,000多名会籍不菲的会员享用，包括时任及现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叶刘淑仪、任志刚、林健锋、汤家骅等等，而现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更曾出任会长一职，直到履新前才卸任。

土地供应极其紧绌，特区政府完全具备全面收回球场的正当性。《香港01》当时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结果显示，有八成受访者支持收回球场。与此同时，反对收地的声音也不容小觑，据报有人自恃财雄势大“上京告状”，促请中央介入。及后不知何方发功，随著“土地大辩论”落幕，当局竟然唱起反调，于2019年2月宣布延长球场租约至2023年8月31日，届时会局部收回粉锦公路以东的32公顷兴建公营房屋，其余140公顷则继续以象征式地价续租至2027年6月30日，往后不再宽免地价，预计每年可收数千万元。但直到上届政府卸任之前，当局再就32公顷的实际建屋数量反口覆舌，从初始文件的4600个单位到时任发展局局长、现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承诺的过万个单位不等；至5月20日土木工程拓展署向北区区议会提交文件时，建屋面积更由32公顷缩小到9.5公顷，但会提高地积比率，预计最快在2029年落成1.2万个单位、容纳3.36万人。

一个172公顷的“特权球场”，扰扰攘攘之下才肯局部收回32公顷用地，拖拖拉拉5年才愿拨出9.5公顷建屋，前前后后耗时10年才可惠及市民。这种姿态和效率实在令人费解——要法律有法律，要共识有共识，特区政府竟可放弃全面收地、连建屋面积也要缩完又缩。外界普遍质疑上届政府是向商界屈服，毕竟反对声音主要来自那些政商显赫，相信上任特首林郑月娥可能受了“权贵压力”所以出尔反尔。问题是，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的压力就不是压力吗？难道市民住屋需求不够迫切？难道产业发展需要不够明显？还是中央政府要求特区政府解决房屋困局和突破发展困局的指令不够清晰？上届政府到底在害怕什么？是商界恶得像“洪水猛兽”，还是那些官员都把自己当成“无牙老虎”？

民间的不满和不解，直到特区政府换届，稍有缓和。因为出身纪律部队的李家超被认为不涉太多利益关系牵扯；而他由参选至上任以来，确实展现出“服务社会”的热诚和担当，也有著“维新图强”的意识和愿景，以及“坐言起行”的魄力和决断；及至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首次剑指“特区治理改革”，明确要求“爱国者治港”原则下选出的治港精英们提高治理水平、增强发展动能、排解民生忧难、维护和谐稳定，并且表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更令以李家超为首的新政府被赋予“改革香港”的使命和厚望。

无视习近平、施压李家超
示范利益固化藩篱阻改革

众所周知，除却土地需求迫切之外，收回粉岭高球场也是重要的政治姿态，以展现特区政府愿意与民同行、为民解困；而当有了中央力撑，相信那些既得利益不敢放肆。但万万想不到，习近平话音刚落，一些口口声声“学习主席讲话精神”的既得利益群体就阳奉阴违——口里说著“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身体却很诚实地无视民意、违反民意。

短短一个多月，政圈已经多次传出乡事派和经民联动作频频——先是把收回球场的正当性扭曲成为“民粹”、“二元对立”的产物，制造舆论分化，例如在北区区议会上，身兼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的北区区议会副主席李冠洪直指计划疏漏，质疑当局是为“招呼反对派”，扬言“四个乡一定群起攻之”；后又对外发布球场极具生态价值的环评报告，反击政府理据，例如香港哥尔夫球会另外委托顾问评估，直指当局低估飞蛾、蝙蝠等动物的保育价值。另外，一些人态度暧昧，例如民建联立法会新界北议员刘国勋，以“兴建公屋将会增加人口导致交通堵塞”为由建议纳入“北部都会区”重新规划。

从“利益关系”上看，这些声音全都来自粉岭高球场的“既得利益群体”和“利益固化藩篱”；从“利益结构”来说，这些动作全都指向一个结果，就是促使李家超推翻收地建屋的决定，以维持原本粉岭高球场作为“权贵游乐场”的使用功能，即保持原本由权贵主宰决断的土地发展主导权力——对于土地的供求、使用、规划和监督拥有决定权。

重夺土地发展主导权
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按理说，特区政府才应拥有香港土地发展主导权力，因为除了位于中环政府山的圣约翰座堂地皮曾于1847年获港英政府批为“永久业权”之外，按《基本法》规定回归后香港境内所有土地全都归属国家拥有，而特区政府则获中央政府授权自行管理、使用、开发、批租这些土地，得以租出或批出土地予个别人士或机构一段年限以发展某些用途。因此，政府本来就有责任全面承担土地资源的供应和规划，尤其是一些尚未开发善用的土地，在“租约期满”或有迫切需求之下，更应收归当局重新筹划。

可惜，港府偏偏拱手让出土地发展主导权，粉岭高球场的收地争议就是赤裸裸的案例，很清楚地说明了特区政府明明拥有可以兴建房屋和大兴产业的土地，却始终未有加以善用的矛盾——而个中症结，就是受到利益固化藩篱的阻挠。但公道点说，港府早在回归之前已经逐渐让出土地发展话语权，因为香港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致，难免导致决策精英误解政府对于市场发展的角色和作用，结果使得小撮既得利益群体喧宾夺主，也就无法好好保护社会绝大多数的利益。

若要破除这种“重商轻民”的利益分配格局，特区政府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存在意义和治理责任。而对土地资源分配机制进行改革，绝对是个“突破口”——首先， 土地资源具备“公共属性”，政府可以善用土地作为财富分配失效时的“均衡器”，让人人公平摊分价值成果；其次，土地资源可对社经政策产生“杠杆作用”，政府可以借此提升特区治理的实际效应，逐渐化解深层次矛盾。李家超政府只有破除现有利益固化藩篱，重夺土地发展主导权力，再根据社会需要、经济发展、城市更新等等层面，主导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兴旺、改善市民生活，才能真正弥合不同群体，自主把握经济命脉，重新创造产业动能，从而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也因此，在粉岭高球场发展争议上，李家超也只有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信念、展现敢作敢当的治理魄力，才能推进对得起全香港人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