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园”能否成为香港农业救命草？
“农业”在香港是个有趣的议题。有人把它当成“经济活动”，认为它的发展早已式微，如今产值占比不足0.01%；有人将它和“本土思潮”扣连，高呼“农地复耕”、“自给自足”；也有人视它为烦嚣城市的“小确幸”，在新界租用小片农地，每逢假日可以下下田、种种菜。面对各种理解和期许，特区政府明显没有给出明确方向和清晰说法，除了早于2016年抛出口号般的“新农业政策”、提供仅仅五亿元补助、开设一个只有80公顷的“农业园”之外，根本欠缺全面规划，更加没有追上科技发展的升级配套和能够面向市场的落地扶持。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腾飞之前，农业曾经是香港的重要产业，例如“元朗丝苗白米”便是老一辈香港人念念不忘的回忆，而港产蔬菜、活家禽、活猪肉、淡水鱼的生产量，更分别占去全港食用量的33%、40%、20%和10%，尚算能够应付突如其来的供应链中断。
但农业的辉煌已经过去。和其他现代化城市一样，当香港“城市化”渐具规模，四大经济支柱愈发稳固，农业也就开始式微；尤其在1983年“生发案”后，为在日益昌盛的物流发展当中分一杯羹，农地被自行改用成为露天停车场和储物场的情况愈来愈多；加上港府自九十年代起积极征地发展新界东北，至今农业产值占比已跌至不足0.01%，有99%食品都是进口而来。
如果单纯用“经济活动”理解“农业”，天然资源匮乏、土地面积有限、以服务业为主的香港确实没有优势，所以不时有人质疑大力发展农业的必要。但与此同时，近年本土思潮炙热，有人因而将“本土”和“农业”扣连，并把“发展”和“农业”放在对立面，一方面极力反抗政府征收农地重新建设，另方面高呼“农地复耕，自给自足”。
农业具社会生态价值
不过，就算跳出“经济”和“政治”的维度，农业亦非一无是处，而是具备一定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香港虽然是个自由贸易的港口，来自世界各地的农产品应有尽有，但如果过度依赖进口产品，例如有多达99%食品供应来自进口，也着实并不理想—以往世界各国拥抱全球化的时候，供应链相对稳定，但近年“反全球化”之风盛行，加上中美贸易战、围堵中国等等纷争，香港身处夹缝之中，或会受到影响；再者，食品供应也与燃料价格和运输便利等息息相关，去年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多国经济停摆、生产停顿，加上封城、封关措施难免限制粮食进口，各地食品价格一度出现惊人增幅，香港更出现多次担心食品短缺的抢购风潮。
另外，有机农业已被视为解决全球气候恶化问题的良方，作为亚洲国际大都会的香港，没有理由置身事外。如果推动生产有机作物的“都市农业”，鼓励农民以城市废物作为堆肥材料、采取对生态友善的农耕方式，不但能够减少垃圾、循环再用，而且可以带来低碳效应。事实上，近年港人的食安意识已经逐渐提高，对“有机食品”的需求亦稳步上升，在环保大潮之下，市民更加注重缩短“食物里程”以减少碳排放，相信本地有机市场极具潜力；再者，由于香港高楼林立，愈来愈多市民希望城中能够保留更多绿色空间，以实践低碳生活。
然而，当香港市民对农业发展有了新的期盼之际，香港政府却只是利用新的包装，施以旧的政策—位于新界东北古洞南蕉径的农业园便是一例。
“农业现代化”欠清晰定义
前特首梁振英曾于2016年《施政报告》提出“新农业政策”，以推动本地农业现代化及可持续发展，当中“农业园”是首项政策要点和先导试点，希望借此协助农业持份者学习农业科技和农业商务管理方面的知识，促进有关知识的转移，从而提升生产力。不过，尽管“现代化”一词在政策文件中多次出现，但当局并未为此厘定清晰定义。至翌年发表《新农业政策的主要措施进度报告》（下称《进度报告》），虽提及“农业园”将划分作传统耕种、有机耕种、花卉耕种及现代化耕作模式，但仍未有解释何谓“现代化”—事实上，除香港最流行的“水耕种植”外，现代化农业还包括多种技术，例如“精准农业（precision farming）”，却未知有何部署。
当定义不清，方向就变得模糊，措施也就混乱，未能达致最佳效果。香港土地教育基金总干事龙子维质疑，当局未必懂得区分“现代化农业”的各种技术：“如果只是‘水耕’，未必需要在农业园里做，在市区、棕地也可以；如果是‘精准农业’，似乎又看不到政府有什么政策可以做，令人怀疑‘现代化农业’在农业园的角色是什么？有没有合适的配套？”他解释，被划作第一期农业园的蕉径本为常耕农地，水源、土壤资源及地理脉胳都十分适合土壤耕作，暂未看到改以水耕种植的必要性；其次，“精准农业”技术虽然可以用于土培农耕，但需要数据系统记录土壤状况，再计算需要投放的农药、肥料等数量，协助提高农作物的质量，相关配套必不可少；另外，水耕与现有农户商业模式不一，容易引发销售不公。
其实，对于现代化农业，政府有多条道路可走，例如《进度报告》提到“容许工业大厦容纳新农业科技”，绝对可为城市农业带来新转机。龙子维也说，这是值得探索的项目，倘若可以发展天台农场、垂直农场，相信无论是减低碳排放抑或活化大厦，都是理想的现代化农业选择。
但政府明显没有仔细思量，归根究柢，其实是本身对香港农业的未来也未能给出明确说法—究竟是有心有力重振农业，还是只利用一些小修小补的措施安抚业界，例如把农业园当成新界东北农户的“补偿性安排”，以为找个地方安置他们就可以了？
关键在于能否成产业链
“水耕也好，常规也好，（割）草机也罢，这不重要。关键是你是否认为香港农业可以形成一个产业链，由科技到学界支援，再到销售以至技术援助，政府可否集合农友，以提供产业上的支援？”龙子维一再质疑“农业园”的目的和成效，认为如果政府有心发展农业，必须重新制订产业政策，而不是简单划出园区了事。以商业配套为例，绝对需要政府提供政府扶持，“政府有向水耕种植提供‘一条龙’的销售计划，甚至找明星帮忙卖广告”，龙子维认为“农业园”也应该由政府投资协助常规及有机耕作农户，让其成为农作物的销售点。须知道，倘若政府在推动产业时无法提供行销策略及产业的经济发展前景，无论以什么高科技、建多少个农业园，都无法保留现有的农业人才，遑论吸引年轻一代的创新农业人才。
可是，当下根本没有农业政策的目标，更加没有衡量农业园是否有用的标准。龙子维分析，从“新农业政策”得知，农业园计划连同“农业优先区”同时提出，估计前者是后者的先导计划，政府可能根据农业园的收益考虑划分多少土地用作农耕；不过，2018年食物及卫生局汇报“新农业政策”主要措施的进度时指出，“农业优先区”的顾问研究需花数年完成，计划在今年依然无声无息。而且，在未处理好农地分配问题前， 政府已急不及待提出“土地共享先导计划”，以增加房屋供应，更令龙子维怀疑所谓“新农业政策”是否已经失效，他更担心这个80公顷的农业园或会成为唯一会受政策保护的农地，“对于其他不包括在内的农地，政府的立场又是如何？”
无可否认，基于政府农业的定位模糊和政策匮乏，农业园前景堪忧，但它还是为不少有心人带来愿景，起码可集合农业人才，共同研究香港农业的升级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集合人才思考如何转型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林汉明接受《香港01》 访问时坦言，随着城市发展，香港原有大片农田已被打成小散户，生存机会愈来愈低，“有很多（农田）荒废了，有些作有机耕种、有些作休闲农田、亲子活动，变了碎片化的农业，可以走多远？”他认为，如果无法集中农田，农户孤立在外无援，而“农业园”的出现，起码提供了共同思考转型的机会。
尽管政府许下保留农业的承诺，但明显缺乏专业知识，因而限制了对“现代化”农业的想像。事实上，农业园可以做到的高科技发展，远远不限于《报告》所指的水耕种植、垂直种植，正如林汉明所指，未来世界的农业发展一定是跨学科，会包含不同的技术，“有年轻人会想用AI（人工智能）技术协助种植，要结合机械工程学、资讯科技学等，所以更需要有这些地方（农业园）可以聚集（人才和技术）。”另外，以研究种子为主的他认为，农业园还可拓展优质种子的研发，例如新品种，或适合香港气候和都市化农业的品种。
林汉明强调，香港农业转型是必要且逼不得已，土地资源的紧张本来已令农业渐走下坡，单靠零散化的常规农业和并不完善的产业链，只会令农业慢慢被淘汰，但他相信，如果农业园可以做好科技及教育工作，或会吸引新的农夫进场，“如果大家都有创新意念，让新一代人认为农业不再走下坡，不再是纯粹消闲的东西，或可以通过他们去说服地主发展（农业）。”
政府在推动式微产业时最为人诟病的，往往是缺乏对人才的培训与大众的教育，一个产业的消亡，除经济环境的影响外，人才流失也是致命原因。林汉明认为，农业园是重要的教育及培训中心点，“以往香港未必会有高技术（农业），但现时有一个集中地可训练农夫、有兴趣的人，可以推广生产。”他指出，当下年轻一辈未必对农业有太多认识，如农业园可以成为教育平台，安排学生定期考察，可让下一代对农业发展形成新概念；同时，“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可能会感到高兴，觉得原来新一代人都会觉醒，知道农业是重要的。”
如果农业园能够成为学者研究农业科技的据点，将已研发好的技术或种子带到农户手中，香港农业自然有望出现转机。可是，当局只是以“地换地”的方式向农户租赁土地，根本没有完整规划，除基本建设外，也未见提供任何机械设备或水利建设，着实难以令人寄望农业园可为香港农业发展带来什么效益。林汉明在访问结束时向记者表示：“我是很支持‘农业园’计划的，但我不想在它完成后会觉得很可惜。”
上文节录自第259期《香港01》周报（2021年4月6日）《“农业园”能否成为香港农业救命草？》。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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