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荒．四】香港成创业人才沙漠 港青北上重现活力
对城市而言，发展高增值知识型经济必然需要新兴企业。而新兴企业的创业主力军，应是充满活力和才智的青年。然而，由于传统经济结构的限制，香港的创业成本极高，普通青年无法放胆尝试；同时，大学作为集聚资源之地，亦是创意落地的重要孵化器，但政府精英思维下的行政主导，令高校在扶持学生创业时频频受挫。反观内地高校，对于支持学生创业更为包容，资源运用亦更灵活。政府推出“大湾区青年创业计划”希望解创业之困，但传统经济结构一日不改变，精英思维一日不弃，创业人才恐怕难以留在香港，令经济重现活力。
“在香港，‘细个’谈起我的志愿，好多都是消防员、医生、律师。”林思乔（阿乔）回忆道，“但在英国遇到的内地同学，很多是抱着Idea（创意）和想法，然后选择回国落地‘创业’。”阿乔和罗德敬（阿敬）是两位香港青年，在英国修读商科后回港进入金融行业多年，如今却合伙在广东东莞市创立了自己的幼儿教育机构“宝宝与你国际教育”（Unibaby）。
离开传统经济创业沙漠
阿乔和阿敬读商科，做金融，本已成为人人艳羡的上流精英，为何会选择离开金融而涉猎别的行业？阿乔和阿敬不约而同地答道：“金融是‘零和游戏’（zero-sum game）。”阿敬解释：“这个市场，如果是我赚钱，对面就亏钱，其实是无办法创造一个价值出来的。”如今虽受疫情打击，但阿敬并不觉得辛苦，“就算工作再累，对着小朋友，也会觉得和他们玩真的很开心！”
当然，他们是幸运的，早已通过教育和职业实现经济上的“相对自由”，假想他们是“手停口停”的基层青年，就只能如阿乔开始所言，将目光定格在稳定、高薪、待遇良好的专业。本港生活成本极高，《经济学人》智库近日发表的《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2020》指出，香港在疫情之下依然力克一众发达国家蝉联榜首。在这情况下，青年为求温饱早已营营役役，难言创业梦想。阿乔就说，香港的朋友圈中很少有如他们一样的“创一代”，“很多都是接手爸爸公司的富二代朋友，又或者是打工的比较多。”
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2018年发表的研究报告《香港年轻人的困境与机遇》曾与83位青年对谈社会话题，当问及创业，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经济与资产已被大企业及上一代的既得利益者所垄断，占据了经济命脉、社会资源以至营商机会，余下的创业空间已所剩无多”，“现行政策辅助大企业持续垄断经济，保障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利益，扼杀了创业者与中小企业的营商空间，不少参与者（指受访者）认为政府需要为此负上责任。”
阿敬坦言，创业之初曾比较香港与东莞的市场，先看价钱，“香港的playgroup（幼儿活动班）收费一小时可能收250元，但在深圳其实也有200元人民币左右，价钱区别不大。”但如果看人力成本，香港与内地可能差两到三倍，“内地请一个老师7,000元（人民币），但香港没有‘万几元’是请不到的。”最后看地价，在内地找到有流量的地舖，租金比香港“便宜了一半或三分之一”，所以，“在内地创业是很有优势的。”
面对偌大的市场，阿敬与阿乔的幼儿教育机构在东莞一开业就招收到近百名学生，已经做到收支平衡。而这一切，在香港却无法复制。特区政府虽然口口声声把“教育行业”视为“六大优势产业”之一，更声称要推动经济多元发展，但一向“不干预”的态度，却令香港成为地贵、人贵、利润微薄的“创业沙漠”。
根据Startup Genome发布的《全球创业环境报告2020》（The Global Startup E cosystem Report 2020），矽谷在综合排名中毫无疑问蝉联第一，而香港就排在全球第29位，不及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内地城市。排名从创业环境表现、创业资助、市场到达率、联通度、知识水平、人才共六个方面进行评分，满分为十分。香港在市场到达率方面表现最好，有七分，但在联通度、知识水平、人才方面都只得一分（最低分）。
港校不及内地灵活包容
虽然香港创业环境恶劣，却不代表这里没有创业需求。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陈伟仪就介绍了中大最新的创业扶持政策：深圳政府当年为研究院提供了一栋大楼作研究用途，但因教授都在港做研究，无奈荒废掉了。2018年开始，中大将研究大楼30%的面积以成本价租给校友创业，又为校友提供法律、科研的援助。“这个创新中心里面已经有四十二家中大毕业生创办的创科企业。”陈伟仪叹道，“而且还在‘排紧队’！”
其实，很多香港青年都有创业梦，却因无法调动资源而被迫北上落地。陈伟仪分析，创业更依赖当地企业的投入和社会资源运用，但目前学校作为教育机构能做的始终有限，“因为UGC（大学资助委员会）规定资助的钱只能用于香港的大学，所以我们不能拿钱去深圳帮忙的。整个创新中心是靠收租来维持运作。”
陈伟仪的一番话，折射出香港政府“行政主导”的僵化制度与传统的“精英思维”，在推动创新创业时缺乏前瞻蓝图：创新人才培养归大学资助委员会管，科研创新归创新科技局管，创业资助又靠民政事务局拨款，而新兴企业的落地就靠科技园公司和数码港公司等商界协作。
高等院校作为人才聚集之地，不仅是学生企业的孵化器，更是创意从象牙塔走向社会的重要过渡，如今却受行政限制，无奈“戴着镣铐跳舞”，只能实现部份人的创业梦。与其形成对比的，是内地大学里浓厚的创业氛围与丰富的创业资源。由学生创办的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为城市发展带来无穷的活力。
蔡展鹏是一位香港基层青年，曾就读于汇基书院，中学时期，假期会打零工帮补学费，家庭环境与大多青年无异。出于对摄影的爱好，他在学校开始研究虚拟实境（VR）技术，“觉得好有意思，可以全方位展示一个地点，但毫无死角！”在学校的支持下，蔡展鹏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拍摄了几百张照片，并成功制作了一个汇基书院的VR全景地图。
第一个作品过后，蔡展鹏觉得十分兴奋，希望可以继续探索，就自己用“生硬的英文”写了一份计划书交给香港科技园与数码港。“第一次写当然是不成熟啦，但我直接收到的feedback（回应）说是不通过，无funding（资助）。而且后续没有任何支持。”蔡展鹏就直言，当时觉得很无助，“找不到人帮我。”
被拒绝后，蔡展鹏将眼光投向了内地，发现原来内地学校有不少机会。2014年，他选择入读住于广州的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广告系，并开始着手向学校寻求支持。蔡展鹏忆述，入学后，他第一次找系主任提出自己的想法，并展示了自己的作品，“他立刻介绍了两个业界人士给我认识，好感动！”
后来，蔡展鹏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创新创业大赛，“同一份计划书，我自己写，但在暨大拿了国家级创新创业立项的基金，在香港就‘乜都无’！”他笑道，“有时选择真是重要过努力！”计划通过后，学校不止给了蔡展鹏三万元人民币作启动资金，亦提供了办公场地。在学校提供的丰厚资源下，蔡展鹏又拍了暨南大学、沙田循道卫理中学及孔教学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学的VR全景地图。
毕业后，蔡展鹏凭借过往成功的项目经验在广州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和工作室。他的公司多次承办“广东大学生广告节”，将业界资源对接至学校，希望推动大湾区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他亦时不时与母校的广告系互动，指导学生去韩国参加釜山国际广告节等比赛。他更拥有一个小型的团队，将文化创意融合入餐饮业。访问时，蔡展鹏突然叫暂停，因为要“落车搬货”：“我们的餐厅‘Eggy蛋料理食所’最近开到了长沙（湖南省会），所以比较忙。”
未够30岁的他，如今真正成为有“狮子山精神”的活力青年。见他如今拼搏忙碌的样子，记者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假如当初没有去内地读大学，可否想像自己在做什么？蔡展鹏思考了一阵，答道：“可能会在香港考公务员吧！”
“青年创业计划”再思考
蔡展鹏的故事犹如当代寓言，一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道出的是港青有志创业却难觅资源的辛酸。不是说公务员这个职业不好，只是蔡展鹏选择的创业道路，能为当地社会带来更积极的影响，无论是个人层面的实现理想和价值、社会层面的创造就业岗位，还是城市层面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蔡展鹏展示了一个人才带来的积极效应和无限可能性。
特首林郑月娥在2020年《施政报告》更新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预计批出约一亿元，为近200家青年初创企业提供资助，以及向约4,000名青年提供服务，鼓励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但纠缠于传统行业长达几十年的香港，其实比内地城市更需要创业人才和新兴企业。与其推人北上，政府是否更应该考虑主动“干预市场”，为新兴产业打造全方位的产业政策，就场地供给、资金资助、人才培训等方面实现资源倾斜，令有志青年在香港创业时能背负少些社会压力？政府又能否改变精英思维，革新管理制度，提高大学的自主权，令大学能够成为学生创业的“温室”，令资源调配更灵活，让每个创意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应？
上文刊登于第251期《香港01》周报（2021年2月1日）《港青北上创业重现活力》。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 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