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荒．一】传统经济箝制 精英思维窒碍人尽其才
“当前人力资本状况停留在传统经济时代，远远未能满足经济转型所需。”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在该院近日发布的《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1》里为香港敲响警钟。
蔡洪滨笔下的“经济转型”，是指香港应该转型至“以高端专业服务业为支柱，并由知识型创新驱动的新经济”。在“知识型创新经济”中，高技术、高知识的人才是核心生产力，而坐拥优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资源的香港，人力资本水平本应很有竞争力，但为何会被诟病为停留在传统经济时代？教育投入与人才产出之间如何错位，才导致香港的经济迟迟不能转型，甚至屡失龙头地位，只能摇头兴叹？
有人把人力资本的滞后归咎于学校未能作育英才；然而，只要将镜头对准香港青年，便可发现问题源于整个教育系统长期受困于两道枷锁：精英思维模式和传统经济结构。《香港01》与香港大学前校长徐立之、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陈伟仪、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理事李晓迎及一众香港创业青年对话，冀能深入解构“人才荒”，为“经济转型”铺路。
香港长期被定义为“经济城市”，香港人则是“经济动物”，所以衡量“人才”的唯一指标便是经济收入的多少，而金融、地产、专业服务等比较发达的经济支柱就是“人才”集中行业。正是这种狭隘的人才视角，养成了“只见树木”的精英思维，不但忽略了社会本来就由不同才能的人组成的事实，而且不断透过资源的倾斜扼杀人们贡献社会的机会，最终扭曲了人才与社会的关系，导致人才沦为生产活动的奴隶，使得经济变得庸俗、浮躁、单一。
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重要系统，偏偏这套系统早就深陷片面“精英主义”的泥沼。首先，香港教育开支只占本地生产总值的4.1%，远低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其次，面对资源的紧绌，均等教育的机会被不断压缩—在高等教育方面，学额资助相当有限，导致公立院校苦苦纠缠于数字游戏，难以提高人才培育效率，私立院校则受入学门槛和政府束缚，未能发挥市场力量；至于基础教育，官立、津贴、直资、私立这四大学校分类背后又代表着四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资源分配逻辑，结果往往造成结构不公，尤其经常忽视基层成才的权利，令他们难以透过教育上流，遑论为社会贡献才智。
因此，若要做到“人尽其才”，特区政府必须重新梳理教育和人才的关系，继而彻底改变教育政策的思维模式，而首当其冲的是大学教育。正如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在《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1》中所撰《香港“人力资本投资倍增计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所指，在知识型创新驱动式经济中，大学教育应以“普及”为目的，无奈香港的大学教育至今仍然沿用传统经济下的教育模式，以少数精英而非大众作为收生对象。
追逐排名“必要之恶”
面积仅1,106平方公里的香港，拥有五间全球排名百大的大学，经常为政府和市民津津乐道。不过，香港大学前校长、香港科学院院长徐立之却不以为然：“大学排名，多是数字游戏。有些数字讲出来简直笑死人。”他接着和记者分享了任职港大校长时的一件趣事，“有一年，香港大学的排名竟然高过史丹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因为有关排名其中一个评核标准是“非本地职员得分”，而位于美国的史丹福大学自然有不少当地学者，但香港大学却有大量外聘学者，结果竟凭该项得分超过史丹福，“笑到口都大晒！”
成也“排名”，败也“排名”。特区政府高举“精英主义”，令“排名”被异化为教育资源调配的标准，导致公立院校从学位名额、学科内容、到学术研究都被迫卷入“数字漩涡”，而1965年成立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UGC），就是主导这套追逐“排名”的资源分配制度的“罪魁祸首”。徐立之直言，教资会对公立院校的评判标准“好畸形”：“内地是有学科排名的，比如北京大学的文科好过理工科，而清华大学的工科又好过它的文科，但我们香港就不是！（而是）一视同仁，用文章数字等方法去评价大学的研究水平，而且评出来（的结果）是整间大学都通用，名次排得高就可以分配多些学生、拨款。”
徐立之形容，盲目追逐大学排名已然成为香港人才培育的“必要之恶”，因为排名的高低影响招生的优劣和资源的多少，老师和学生只好追着排名走，但排得高不代表教和学好。“排名主要看研究，不是看教育。”徐立之一再为我们厘清“排名”的迷思，强调学校排名高是因为研究好，研究好则是源于国际知名的大教授比较多，研究生通常会跟着大教授，但本科生未必如此，而大教授打分也相对严谨，又“吓怕”了本科生。
知名度主导了大教授，大教授主导了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主导了学校排名，学校排名又主导了资源和生源的分配，这正好展示出精英思维之下“资源投放”和“教育产出”之间的层层错位—大资源跟着大教授。若在传统经济时代，这套“优胜劣汰”的分配制度或许还能派上用场，毕竟大教授对旧经济的研究相对成熟；但当新经济异军突起，新学者都还在适应和探索当中，大教授更难及时转型，结果，新兴学科往往不受重视，遑论培育创科人才。
为什么一个仅由24名海内外专业人士组成的教资会就足以定夺全港八间公立大学的资源分配？蔡洪滨在《建议》中指出，因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过于行政主导”，而大学办学自主权力太小，八大院校只能在同一考核指标架构下进行获取公帑资助的同质竞争，根本未能按社会需要和自身特点发挥个别优势；另外，“高等教育投入过于依赖僵硬的规划和公式，资源调配墨守成规，无法适应时代变化。”
私校未能发挥作用
计及八大直接受教资会资助的院校，连同私立院校，全港共有22所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院校；按理说，只是收取教资会极少补助的私立院校，理应能够摆脱“精英主义”的行政干预，但实际上，它们也很难做到“办学自主”，就更别说要为社会培育多元人才。
早于2010年根据《专上学院条例》注册成为认可专上学院、至两年前获升格的香港恒生大学，是全港最为知名而资源也最充足的私立大学，却也面对重重障碍。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澳门大学，现为恒生大学校长的何顺文直言，明明自资院校的学科通通经过“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的严格审核，全都具备国际水平，可是，社会至今普遍仍对自资院校存在误解；更令他灰心的是，连特区政府也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私立院校，不但未曾主动担当澄清角色，好好解释自资院校的认可资历，甚至跟随社会认定自资院校质素参差的偏见，加强学位颁授的监管。
何顺文所言的“加强监管”，是指教育局早前表示全盘接纳“检讨自资专上教育专责小组”于2018年发表的报告意见，更新自资专上院校颁授学位的申请机制。以恒生大学为例，原有机制下，大学开办学位课程前，先要经过校内学院委员会和教务委员会的审批，再逐级提交至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教育局、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等部门审核；但在新机制下，教育局的审视工作将提早于评审局进行学术评审之前进行，当中会就相关行业或界别的人力需求征询决策部门，参考院校的培训策略、学术计划、专精范畴，了解类近课程的市场供求，比较拟议课程的特色和优劣，再向院校提供意见。何顺文担心，教育局和评审局的工作有所重复，可能拖慢整个评审进度至少两年，不利于开展新兴课程；另一方面，若由政府决定学校开办科目，而当局只由GDP或行业需求思考学科建设，有违教育理念。
以业界意见来指导自资院校的学科课程，恐会加深香港产业结构固化的问题。何顺文上任恒生大学校长后，一直推崇博雅教育，希望做到“文理兼备”。恒大近年也开办了不少具有前瞻性的新颖课程，如2015年开办的“数据科学及商业智能学（荣誉）理学士”、2019年开办的“文化及创意创业（荣誉）文学士”、2020年开办的“艺术设计学士”等。“不止于开设市场需要的学科，私立大学才能补充、平衡到公校。”何顺文叹道，恒大的学士课程大多瞄准新兴产业，可助香港朝多元产业转型，但如果以教育局现时的“业界需求”来审视，大多都需“回炉重造”，因为香港人力市场最高薪、最短缺的永远是商科和专业科。
“年轻人应有不同的理想和志趣。有些人需早些‘揾食’，有些人却未必需要。”何顺文坦言，“学生成为哲学家或文学家，我都很高兴。最重要是他能否找到满足感、能否创造价值。”为此，他最近正在筹办新课程“PPE”，“即政治（Politics）、哲学（Philosophy）和经济（Economics）三科合在一起”，虽不符合政府需求，却可为社会提供有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多元人才。“香港的本科教育一路走‘精英主义’，以政府营运为主。”何顺文认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不应只有公立学校。美国、欧洲最好的大学都是私校，美国的私校比例亦高过公校。”他感叹，私校不用公帑办学，而用市场力量提供学额，本是一件好事，“但由于政府操控整个高等教育的生态，根本没有发挥民间的资本与力量”，并不健康。
继续阅读︰【人才荒．二】精英才能读大学？有限学额削培育人才效率
上文节录于第251期《香港01》周报（2021年2月1日）《精英思维主导 传统经济箝制 香港人才战略困局》。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 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