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荒．二】精英才能读大学？有限学额削培育人才效率
大学生产潜能被压抑，无法培育更多人才；坊间却埋怨学位过多，造成“学历贬值”。“大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应是任何人想读大学就可读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陈伟仪表示，如果将大学教育当作基本教育，那种认为学位应该“贵精不贵多”的说法就会不攻自破；他强调，“大学教育其实真的很基础。譬如要投票，如果连基本的政治理念都听不懂，那怎么投？”可惜，以精英思维主导的教育系统当中，大学教育仅属“聪明人”的资源，而非基本教育权利，故港府不愿提高公立院校的资助学额，又立下严苛的入学门槛，极大地削弱高等教育普及性和人才培育的效率。
首先是学额问题。教资会自1994/1995学年开始，每年合共为八间公立大学资助1.45万个第一年学士学位的学额，至2000年稍微提升至1.5万个，目前占每年文凭试考生人数不足两成。然而，“1.5万个学额”的厘定既没合理标准，又已落后时代，纯粹是港府当年曾以18%适龄学生入读大学作为目标，即使后来提出六成大专学生比率的目标，但实际增加的资助学额也只有500个；更可笑的是，教育局曾于2008年指出，资助学额的多少要考虑中学学生数量、入学学生质素、政府财政状况、香港人力需求等因素，但至今仍然未再修订。
社会上每次提倡增加资助学额，特区政府都会反驳称，目前有超过五成学生能够入读高等院校。但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澄清，有关数据把副学士和高级文凭的学额计算在内，有“谷数”之嫌，实际上只有约35%学生能入读本地认可的学士课程，远低于欧洲和很多成熟经济体的六成入学率。在他看来，有能力的年轻人应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我们的核心是，有没有给年轻人足够机会和资助去完成四年制课程，而不是去争取副学士和高级文凭学额。”
何顺文所指的35%，已包含资助学额和私立学额。理论上，当公立院校的资助学额有限，私立院校本应积极担负提高入学率的职责，正如徐立之忆述，2000年，时任特首董建华正正希望社会有多些大学生，呼吁私立机构办学，才有了现时大批的自资院校。但现实是，自资院校的出现虽然令入学率翻了一倍，但仍远低于六成的目标，到底原因何在呢？香港大学前校长、香港科学院院长徐立之认为，“学额”的深层次症结，在于入学门槛过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能够’入大学的学生人数并不足够。”他把矛头指向文凭试的“3-3-2-2”门槛（指文凭试考生考获中文及英文3等、数学及通识2等，可达到大学收生最低门槛）—与公立院校“供不应求”的学额相比，私立院校年年都要为收生烦恼，学位多是“求过于供”，皆因门入学门槛之高，基本上已排拒三分之二考生就读学士学位的机会。加上学生人数本来就同比大幅递减，能够达到入学门槛的考生就少之又少了。
以2013至2019年间的考生与学额统计为例（表一），文凭试考生人数由近7万跌至4.7万，成功考取入学门槛的考生人数亦由2.7万减至1.97万；然而，当政府资助学额维持在每年1.5万个，即符合入学资格而未能获得资助的考生人数已由1.2万减少至4,700，但自资学士学位学额却由6,989个增加至9,881个，可见生源竞争十分激烈。例如本港历史最悠久、以新闻及传播学系著称的私立院校珠海学院，近年收生状况奇差，连续四年实际收生不达预计学额的四分之一。徐立之慨叹，“自资院校收生时，是‘面包浸水，渣都唔剩’！”
何顺文亦同意“3-3-2-2”门槛应予以调整，“对很多国家来讲，香港的收生门槛相对较高。好多学生被迫去外地升学，或者‘无得拣’下读副学士。”他建议，政府可适当放宽收生标准，让私校可以接纳更多有体艺天赋、领袖才能的学生，“公校基本上都‘睇星星’啦！现时私校容许3%学生不达门槛，我希望可以扩大到10%，令入读本科的标准更多元化。”
“3-3-2-2”的门槛不止影响自资院校收生，更令中学教育变得“应试化”，造成学生心理疲劳与迷茫。香港教育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讲座讲授贺洁婷早前发表获政府“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资助研究项目《探讨香港学生如何筑构未来愿景》报告，为有关问题断症：“大部份学生都希望获得大学文凭，然而，现实情况是本地大学的录取率仅约两三成，这意味着只有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才能获得进大学的入场券。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让学生更加感受到来自教育体制的压力，并形成了心理上的症结。几位学生均以‘令人窒息’等字眼形容该情况，其中一位更直接指出问题核心：‘学校中有太多阻碍学生发展的枷锁。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然后参加工作，那时候他们发现社会强调的反而是创新和突破。’”
在学额限制与门槛限制下，香港一流的教育资源无法有效地转化为人才产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同塔塔通讯（Tata Communications） 发表的《2019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显示，香港排在全球第27位，排名低过首尔、台北、新加坡和东京。其中，培养人才这项的评分有三个细分，分别为主流大学排名、青年入学率和社会连接度，在排名前30的城市中，香港的主流大学得分排名第四，但青年入学率就只有27.9分，排名垫底（表二）。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15年的资料， 25岁以上成人的人均教育年数，以色列是12.8年，日本和韩国分别是12.5年和12.2年，香港只有11.6年。蔡洪滨在《建议》中分析“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人都有9至10年义务教育的情况下，这个差距反映的是成年人获得大学教育的比例”，可见，香港总体教育水平落后于很多OECD成员国。
基础教育基层缺位
在落后的总体教育水平背后，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且从小学至中学的基础教育已形成“贫者愈少，富者愈多”的结构困局。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理事、香港未来教育协会总干事李晓迎直言，虽然特区政府长期声言推动基础教育的普及化，却依然不能摆脱“精英思维”，“你数一数，杨润雄局长上任后去过几次基层学校？不会超过十次！”
香港的小、中学教育系统中有官立、津贴、直资及私立学校，然而，私立学校与普通官津学校之间存在极大资源差异。“国际学校是什么资源？本地课程又是什么资源？”李晓迎以他所在的国际学校（属私校）里的“飞盘运动”举例道，“我们学校发现最懂飞盘的是西方人，就请了一帮西方老师来教，学校有钱嘛！那没钱的学校呢？就只能请香港本地的老师，但根本没有资源让他去进修，他也没有参加比赛，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一年就在飞盘比赛里拿了全国第二。学校都可以给学生提供飞盘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能不能上升到对他升学有用呢？我的学生去哪里升学都可以说自己是全中国第二，而你的学校只能拿来做个兴趣班。”
私立学校虽好，但学费由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因而基层家庭大多会选择官立及津贴学校。但是，优质的官津学校对基层亦难言公平。官津学校的收生、派位存在“世袭制度”，亦即有兄姊在校就读或父母在校任职的学童将有更高的机会入读名校，这种制度上的精英“保护主义”，令基层很难入读部份传统名校。以小一收生为例，官津学校每年入学有约四分之一的学生是“世袭生”，自行收生阶段成功获派学位中有超过一半为“世袭生”（表三）。一些热门学校由于面向世袭生的自行收生名额供不应求，不得不动用统一派位学额，令普通家庭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大减。以2020年中西区排名第一的圣公会圣彼得小学派位情况为例，今年180人中有120个是“世袭生”，即有三分之二学童是“世袭”入学。
世袭制度令欠缺家世背景的基层进入优质官立学校的机会大减；经济能力不足的家庭亦很难支持孩子接受直资、私立教育。基层家庭在整个基础教育系统中尤显被动。更残忍的是，被政府所忽视、无法享受公平教育资源的基层孩子其实是香港的多数。据《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近十年来，有儿童住户的贫穷率维持在两成以上，即每五户有儿童家庭，就有一户为贫穷家庭。对基层乃至贫穷家庭而言，教育本是他们改变命运的赛道，但不公平的起跑线早已将大部份基层孩子挡在大学门外，他们只能沦为精英及中产家庭的陪跑者。
曾任亚太教育研究学会会长的香港教育大学荣休教授郑燕祥在其著作《香港教改：三部变奏》中，反思教育改革对基层家庭的不公：“教改形成的局面是，弱势区域及低下阶层的高能力学生也处于不利，难于进入英中及较强的中中，而这些中学几乎垄断所有政府资助的大学学位及高增值学系。整体来说，低下阶层学生升入政府资助大学的机会大减，若要读其他专上课程，将要自费承担。”早在2016年，《香港01》据学生资助处资料发现，在2006至2015，公立院校资助学额虽一直增加，但获得助学金（须经入息审查）的学生人数及比例却录得跌幅。郑燕祥在书中评价道，“就读于八大的清贫学生，由2006/07学年每10人中有3.8人，减少至2015/16学年的2.4人”，“清贫学生在公营大学的人数及比率在过去十年不断减少的现象，只是这派位机制弊病的必然后果，非常不公。”
低估应用科目效能
基础教育的课程设计亦同样存在问题。应用型教育本是产生科学及技术人才的重要路径，但在香港却成了“差生”的标签。李晓迎说，学科分为应用科和学术科本是“因材施教”，最后却成了“标签作用”：“你是学应用科的，说明你学习不好。”。他更直言，社会对应用科存在误解，反问：“学旅游就是叠被子、端茶倒水吗？”据考评局数据，2020年中学文凭试中，报考应用学习科目的中学生人数为3,651人，占比仅有总考生的6.8%。
社会的偏见不是一日形成的，而是政府由上至下对应用科的忽视，导致整个考评制度的断层，最终令应用科的认受性大减。本港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在2019年报告《应用教育：成就非凡多元出路 迎接崭新数码时代》中就建议政府应重拾应用教育。报告针对应用课程的低报读率列出两大原因：第一，应用科目认受性有限，学术科目考生表现实际可分为七级（一级至五级，五级又设两个星级），但应用科目最多只有四级，分数上限令学生却步；第二，职专文凭缺乏升学阶梯，修读职业训练局青年学院或学校/业界结构提供的文凭课程，不能直接升读学士学位；职专国际文凭课程成效有待观察。
据团结香港基金资料，在OECD经济体中，毕业于应用/职业型课程的高中生平均占比为42%，但香港只有12%（图一）。在芬兰及德国，高中实行职业与学术并列体制，学生完成初中课程后，可选择升读职业型或学术型高中，毕业后可升读普通大学或应用科技大学。根据德国联邦数据统计，在2018至2019年，德国共有426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216所是应用科技大学，106所是综合型大学。当地应用科技大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出现，在工程、经济、社会及资讯科技领域提供应用型高等教育，以培养相关的应用型专才。
反观香港，政府在发展基础教育时仍抱着传统的精英思维，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低估了应用型教育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令整个应用型教育的系统发展滞后于学术型教育。整个基础教育虽有“多元学科”之名，却难行“因材施教”之实。李晓迎叹道：“家长普遍会认为孩子还是选择学术科比较好，但孩子是不是真的适合学术科呢？”更重要的是，此事不止关于青年的多元出路，更关乎城市发展。应用学科升学渠道阻塞，令科技型人才产出效率大减，香港在未来以科技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只会显得滞后和被动。
《香港01》曾倡议政府应考虑主流中学以外重办高级别职专高中。香港中学教育以前有“文法中学”、“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之分，其中后两者是为了培育具备工业知识与技能的年轻人。基于时代转变，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的课程被视为陈旧过时，有必要改革。政府自1997年起容许相关学校删除校名中“职业先修”和“工业中学”字眼，随着时间过去，文法中学、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最终合流。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的“死因”在于课程不合时宜，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让课程切合时代需要。现在政府希望在创科方面大展拳脚，课程自应以此为设计及投资依据，包括推广其他高端服务业的价值所在，改变市民的固有认识，培育适合新时代的高技术创新型服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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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51期《香港01》周报（2021年2月1日）《精英思维主导 传统经济箝制 香港人才战略困局》。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 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