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荒．三】产业固化 经济守旧 新兴人才无工开
“以前你拿着香港大学的‘沙纸’（毕业证书），就几乎‘赢晒’！”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叹道，“以前大学生只有那么少，现在却不是了。”过去的香港，拥有大学学历意味着拥有高薪厚职；但现在的香港，大学毕业未必能找到好工作，就算找到，亦未必有满意的薪酬。如果以普通的市场思维来理解，这个现象会被归因为大学普及率提高而带来的“学历贬值”。尚且不论香港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并不高，在人均教育水平高企的发达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亦不会出现如香港这般奇怪的现象。那香港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读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力投资为何不能在香港彰显价值？
人力短缺源自供求错配
提供高等教育被社会理解为对适龄青年的人力资本投资。每位入读公立院校的青年，完成一个四年制学位需将近20万元学费，而政府会资助超过80万元。政府和家庭投入近百万元，当然希望提升青年的专业知识水平，希望他们未来对社会有所贡献。
但事实是如何？数据告诉我们，原来近百万元的投入并不能带来明显的薪酬增幅，甚至不能带来应许的职业。据香港统计处数字，2020年9至11月，拥有专上学位的失业人数为6.1万人，占总体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据2016年中期人口调查，拥有学位的人士收入中位数为1.2万元，与高中毕业人士收入中位数仅差两千元，而副学位课程的收入中位数为一万元，与高中毕业无异（表四）。
学历贬值还是读书无用？事实并非那么简单。这种人力资本无法在劳动市场变现的现象，归根结柢源自于香港的劳动市场供求错配。这种供求错配可以分为两种现象：一是薪酬结构上的不公，二是职位需求的单一化。两种现象归根结柢又都是由传统经济主导的产业结构造成的。
这种结构性矛盾带来的后果就是教育系统与人力市场的错位，导致创新经济中最需要的中层科技人才严重短缺。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邓希炜在该院近日发布的《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1》中撰写《香港极需第三次经济转型》（下称《经济转型》）一文，指出本地大学生为求稳定高薪选择修读医科、法律或工商管理，而非有助驱动经济增长的科学或工程学，“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市场并无给科学、工程学毕业生提供学以致用的机会。”
分配不公导致学历贬值
从大环境来讲，香港人的薪酬早已陷入了长期性的增长停滞。邓希炜在《经济转型》一文中指出，虽然过去二十年，香港的人均GDP增幅达89%，但同期的家庭入息中位数增幅仅得63%，而食品价格涨幅超过80%，住房开支却增加306%。简言之，过去二十年，虽然香港整体经济蓬勃发展，但每个香港家庭到手、可支配的钱却愈来愈少，在食和住上都备受压力。
在普遍性收入增长停滞下，高等教育学位虽增加了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却难言在人力市场上带来相匹配的实质薪酬增幅。据人口普查资料，高中、文凭/证书、副学位及学位课程的毕业生，在20至24岁组别的收入中位数仅有千余元差别（图二），显示刚毕业的青年在“揾工”时，学历差距无法带来明显薪酬差距。同时，青年总体的收入中位数看似随城市发展而稳步上升，但与消费通胀相比，实质收入是下降了。25至29岁专上学位毕业的青年，2011至2016年的薪酬增幅为12%，而副学位毕业的青年，同期薪酬增幅为27%。根据政府统计处数字，这五年间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增幅为26%，即五年过去，专上学位毕业青年的薪酬增幅无法追上通胀，而副学位毕业生的同期薪酬增幅亦仅仅超过通胀。
与整体、长期性的收入停滞形成对比的，是香港疫情前火箭般攀升的GDP，在2011至2016年间增长了52%。这不禁令人深思，港人创造的劳动价值去了哪里？政府、家庭在人力资本的投入去了哪里？为何薪酬不能反映这些投资的价值？原来，学历贬值背后并非学位不值钱，而是整个薪酬分配结构都出现了问题。
薪酬不公箝制科创人才
究其原因，香港单一的产业结构削弱了初次分配（即薪酬）的公平性。邓希炜在《经济转型》中分析道，“香港早已备受结构性经济问题困扰， 重点在于高度倚赖少数服务业。” 四大支柱行业，亦即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约占GDP 60%。他纵观1996至2016年整整二十年的收入中位数数据，评价道：“四大支柱行业之中，只有金融业录得工资增长。其他三大支柱行业的工资中位数和增速表现， 全部逊色得多， 有时甚至录得负增长。”亦即，香港这座城市过去产生的经济价值，很大部份都流入了金融从业者的口袋中。
五年过去，金融独大的情况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大多数青年都选择修读商科，商科毕业生也盘踞着高薪行业。根据求职网站JobsDB发布的《2020年大专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起薪点最高的行业中，除排名第一的“医疗及制药”及第九的“资讯科技与通讯技术”是理工科毕业生的职业，其他几乎都被“地产金融”或“专业服务”占据（表五）。报告亦指出，政府及公营机构连续两年成为整体受访同学的就职首选，人数占14%；其次为银行业（8%）、广告及公关及市场事务（6.4%）。教育（6.1%）与医疗及药剂（5.8%）分列第四位与第五位。
香港大学前校长徐立之指出，薪酬及出路是学生“拣科”的重要原因，虽然政府大力鼓励发展科创，但学生根本无诱因去读相关学科，“我们没有一个经济结构去吸收拥有高科技知识的毕业生，所以同学都去读金融经济，觉得一定找得到工作。”以JobsDB统计的就业薪酬为例，修读“资讯科技”学系的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点为16,618元，虽略优于其他非专业行业，但对比医疗、纪律部队、政务主任等的差距仍相当明显，与投资银行及管理实习生相比更是望尘莫及。为什么薪酬差距那么明显？因为地产金融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地租成本压缩人力成本的空间，令香港久久不能转型发展多元产业，依然深陷于传统经济。
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及其衍生的薪酬分配不公问题，不止左右了年轻人的志向，更限制了香港的创新人才培养。虽然政府近年大力宣传创科，鼓励年轻人就读资讯科技相关课程，而许多青年亦对科学很感兴趣，但最后选择其作为大学主修甚至未来职业的学生并不多。据岭南大学研究报告《培养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素养》调查及统计显示，有过半数的中学生对科学及相关科目感兴趣（图三）。但2019/20学年的自资院校专上课程学生人数统计中，选读资讯科技课程的学生约为商业及管理课程学生人数的十分之一（表六）。年轻人才如此集中于医学、商科等传统精英学科，很难令香港适应现时以科技为核心的知识型经济的竞争。
产业错配衍生“读书无用”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陈伟仪预言，香港很快就会面临研究人才短缺的问题：“科学家不是什么都识的！研究是否‘犀利’不是靠科学家本身，而是靠那些‘助手’。”他口中的“助手”，就是入实验室的学生，因为“一个实验室可能只有一个教授，但有很多学生和研究员”，而这正是深圳现时大力吸引境外高校赴深办学的原因。除了中文大学外，深圳已吸引了莫斯科大学、墨尔本大学等到当地办学，就是为了发展科研、储备本地人才。
反观香港，投身科研事业的本地青年极少。据教资会数据，2019/20学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课程，亦即坊间所称的“学术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数为6,864人，占总学生人数82%，亦即香港本地的学术研究生不足1,400人。由此可见，香港的科研投入大多流向非本地人才，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非本地生未必会有足够诱因留在香港继续发展，难以为本地科研发展贡献智慧。
为什么本地青年不愿继续深造？因为香港有种奇怪的现象—“读书无用”。“你在街上卖烤红薯，跟在实验室搞原子弹都差不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理事、香港未来教育协会总干事李晓迎笑言，目前香港薪酬太过平行化，大学科研对青年欠吸引力，“你想一想，建筑工人一个月工资大概四万多元，与大学讲师工资差不多，那读大学的意义在哪里？”
来港读研究生的非本地青年就算不留港就业，至少可回家乡另谋高就。但本地青年读完硕士、博士学位，若想在香港就业，就会发现人力市场并不能带来与学位相匹配的职位。由于香港的产业结构依赖四大支柱产业，而这四个产业为传统产业，对新兴科研人才的需求不大，高学历人士难以觅得能发挥才智的职位。
“那时候，我们很羡慕台湾的学生和新加坡的学生。”陈伟仪回忆出国留学的日子，道出大量香港科研人才外流的原因：“不是说不想回流，是想回都回不来。当时台湾搞新竹（科学园），新加坡搞科技园，而香港对搞科研真的很冷淡。”他忆起在美国读书的日子道：“读完数理化，他们可回台湾、回新加坡发展。我们回港都是教书，回来干什么？”
陈伟仪讲的是数十年前的事，但香港至今仍没太大改变。政府虽将发展创科挂在嘴边，但对科研的投入依然落后于平均水平。港大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在《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1》中所撰的《香港“人力资本投资倍增计划”的建议》（下称《建议》）写道，“教育研究及发展的支出，香港更是大大落后，产业部门、政府和大学的研发支出总和只及GDP的0.8%。相比之下，韩国和以色列的研发支出在GDP中占比均超过4.5%，瑞典、日本也在3%以上，而OECD成员国达2.4%的平均比率，则是香港的3倍。纵使特区政府近年扩大了研发投入，但差距仍然巨大。”
与此同时，传统产业亦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加之政府的“小政府、大市场”思维，科技初创企业没有生存空间。政府交由商界去运作经济，忽视对市场的调控，却不知商界根本没诱因推动科技创新。陈伟仪解释：“‘有钱佬’投资搞科技的好少，因为科技的投资期比较长，其次就是他们对科技的认识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初创受限于地租和运营成本大量北流，能为科研人才提供合理薪酬的职位亦随之流失。Workstem是一间在香港起家的科技型初创企业，主要向中小型企业提供人力资源的SaaS产品（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服务），在深圳亦设有办公室。Workstem营运总监萧良琴接受《香港01》的访问时坦言，“公司整个程式开发团队都会放在深圳”，主要招聘资讯科技人才，而在香港的办公室更倾向于招聘顾问级人士和市场运营，因为“在香港招聘程式开发员，第一是价格比较贵，第二是人也没那么好招”，“据我所知，这在香港的创业公司是很common（常见）的，很多公司都会在深圳分设科技团队。”
据政府的人力资源推算报告（表七），2012到2017年的五年间，资讯及通讯业的人力需求仅增长一万余人，是高薪的金融服务业、专业及商用服务业人力需求涨幅的三分之一。资讯及通讯业的人力需求占比仅3.2%，与传统产业如零售贸易业、商用服务业等相比，依然属少数。
湾区就业未能标本兼治
政府当然不是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本年度《施政报告》推出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于近期落地实施，计划提供2,000个大湾区就业的政府资助名额，当中约700个为创科职位，鼓励香港企业雇用持有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青年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月薪最低1.8万元，政府会资助当中一万元，为期18个月。
有心解难当然是好事，但政府的“就业计划”似乎“治标不治本”。首先，青年于“大湾区就业”能解“失业率高涨”的一时之困，却无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长远来看，与高薪又“近水楼台”的金融与专业服务业相比，创科人才的就业出路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其次，就业计划没有考虑异地就业的困境，吸引力成疑：以资讯科技人才为例，其平均起薪点为1.6万元左右，毋须承担住房成本和节假日交通成本；但参与计划后，薪酬不过多了两千元，却要增添异地租房和交通成本。最后，计划的名额过少，无法形成激励性的前景：对DSE考生和准大专生而言，四年后才有资格参加的“就业计划”，难言吸引，更不可能扭转大学选科时偏好商科、专业科的风气。
只依赖人力资源的流动，将科技人才短缺和青年就业的问题交由大湾区去解决，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更应看到本港深层次的产业结构问题，解决新兴产业人才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通过主动干预市场，为新兴企业打造良好土壤，以此创造大量职位，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良策。邓希炜在《经济转型》中建议，特区政府可考虑通过经济诱因， 吸引海外和内地新经济企业来港设立分公司，目标是转移技术和知识， 最终在港创造高科技职位，“可考虑以津贴本地劳动成本方式，鼓励外来企业聘用香港人。有关政策旨在吸引外来企业，有助提高本地对科技人员的需求， 从而解决人才荒，并在中期内有效提升科技及研究环境。”
除此之外，政府更应该从科研环境入手，为青年擘画发展蓝图，才能真正激励青年投身科技和科研，成为知识型经济发展所需的核心生产力。现时，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对各大学各学系的研究生收录人数都设有固定名额，极大限制了培养研究型人才的效率。蔡洪滨在《建议》中提出：本港大学的博士生名额至少增加一倍；政府应建立“高级研究人才计划”，为本港优秀大学毕业生往海外名校攻读博士课程提供全额奖学金，订立合理的回港服务要求，以便能持续不断地培养本地高级研究人才。
上文刊登于第251期《香港01》周报（2021年2月1日）《传统产业抑制新兴人才需求》。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 浏览更多深度报道。